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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拉丹策劃了一系列針對美國的恐怖事件，最著名的當然是2001年的“9·11”事件。拉丹以這個事件，開創了一個軍事上反對稱作戰的先例。在“9·11”事件之后，美國立即發動了阿富汗戰爭，摧毀了保護拉丹的塔利班政權，使拉丹和他的“基地”組織只能東躲西藏。不久，美國又借反恐為名，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美國在這兩場戰爭中，耗資高達萬億美元，并犧牲了數千名將士。這不僅使美國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而且在政治和經濟上，大傷了國家元氣。
有人說與本·拉丹可以作對比的，是1967年在玻利維亞被美國中情局協助的政府軍殺害的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筆者認為，兩人不可相提并論。格瓦拉是人們公認的時代英雄，但拉丹卻演變成了一個逆時代潮流而動的恐怖分子—— 雖然，他也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但他的恐怖活動卻以犧牲美國許多民眾為代價，并帶來更多伊斯蘭弟兄的犧牲，結果走向了反面。他的悲劇在于越過了絕大多數人認可的對生命必須尊重的道德底線，同時，也違反了《古蘭經》“枉殺一人如殺眾人，拯救一人如救眾生”的告誡。
這次，美國依靠其信息優勢和“點穴式”的突擊力量，擊斃了拉丹。雖然這在軍事上也提供了一個成功戰例，但是單純依靠軍事力量，是不能根除恐怖活動的，反而會引發許多新的矛盾。因為，產生恐怖活動的原因錯綜復雜。拉丹的演變過程，并不能證明宗教文明的差異就是恐怖主義的源頭。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有時可能會引發沖突，但導致激烈對抗卻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其他文明采用霸權主義政策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