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現在看起來，這只是一面之詞，而且是加上太多感情因素的一面之詞，其所說的事實經不起推敲，更難據以臧否人物。為了給古人一個公正的待遇，我們應該聽聽其他方面的意見，特別是相反方面的意見。孫靜庵著《棲霞閣野乘》對此事的說法就頗有不同。書中雖然沒有否定龔橙“導英法兵焚圓明園”，但卻道出了一個隱情:龔橙這么做，實出無奈，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此書卷下《龔定庵軼事》有云:
“定庵子孝拱(原誤作孝棋)，為英人巴夏禮客，導英法兵焚圓明園，世多以為詬病。然此時民族主義尚未發達于吾國，且孝拱用意固別有在，不得以中行說(漢文帝時宦官，后降匈奴，為單于畫策，為漢患——筆者)之流概之?！?/p>
“人傳孝拱于英焚燒圓明園事，為之謀主，海內群指為漢奸。豈知當時英人欲徑攻京城，孝拱力止之，言圓明園珍物山積，中國精華之所萃，毀此亦可以償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拱與有功焉?！?/p>
孫靜庵不知何許人，名不見經傳，但從他誤“孝拱”為“孝棋”看來，他與龔家肯定既不沾親，也不帶故，應無“有意開脫”之嫌。其行文則力求公正，既不否定龔橙與火燒圓明園的關系，又不把他與中行說之流混為一談。他說的“當時英人欲徑攻京城，孝拱力止之”，“保全都城，孝拱與有功焉”，雖未提到龔的具體言語和行動，也應該有所根據，決非胡亂猜測之詞。
除孫靜庵的話之外，傅增湘先生對此的有關言論，我認為更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我說有關言論，是因為傅先生并不是就此事專門發表言論，只是在為龔橙手書小學三種作跋時順帶地為澄清此事而寫下的幾句話。文中說:
龔橙字孝拱……博學多聞，為人跌蕩負奇氣，世傳其晚號半倫，及導引英軍焚圓明園事，皆非事實。觀譚復堂所為公襄傳，略言治諸生業久不遇，間以策干大帥，不能用，遂好奇服，流寓上海，習歐羅巴人語言文字。咸豐十年，英吉利入京師，或曰挾龔先生為導，君方以言詟(音哲，恐懼之意)酋長，換約而退，而人間遂相訾謷(音子敖，詆毀之意)。以是而言，君以習絕國方言，通知外情，為英使威妥瑪治文書，正藉英人之力以紓禍變，寧有快心事仇，如張元，施宜生所為耶。特以懷抱奇略，無所發抒，又好為新奇異誼可怪之論，為世駭愕，遂被以放誕奇辟之行。嗚呼！自古有非常之才者，恒負舉世之謗，豈不重可哀哉！
傅增湘先生是歷史學家，又是著名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曾任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兼故宮圖書館館長。傅先生讀書既精且博，治學嚴謹，為文多矣，但決不妄下一字。在這篇小文中，他作為一個重史德的歷史學家，因要為長期被誣陷的龔橙講幾句公道話，所以在評論版本之后，講了這么一大段題外的話。他對社會上流傳已久的龔“導引英軍焚圓明園事”，持否定的態度:“皆非事實”；不僅如此，他還與孫靜庵一樣，認為龔橙“通知外情，為英使威妥瑪治文書，正藉英人之力以紓禍變”，即不僅無罪，而且有功。傅先生沒有提出更多的事實來為自己的話作證，但我們根據余嘉錫先生對傅先生行事作風的描述，比如對舊版本，他“務求得古人之真面目”，即有求真求實的精神，可見他對歷史上這件大事決不會信口開河的，他否定龔橙導英人火燒圓明園一定是有所據而云然。
從第二次鴉片戰爭至今，已經一個半世紀過去了，如果孫靜庵與傅先生之言有理有據，那么首先應該把龔橙的漢奸這頂帽子摘掉，還他一個清白的名聲。我們應該弄清事實真相，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以免再貽誤后人。
(胡學彥作者為浙江文史研究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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