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暗結“死”黨崔玨，讓唐太宗死而復生并延壽。
魏征結黨徐茂功還有一個原因是，徐已是朝中重臣。比如唐太宗在彌留之際就只宣徐茂功“吩咐國家大事，叮囑仿劉蜀主托孤之意。”在徐茂功再次提挈下，魏征才得以混進皇帝寢宮，趁托孤之機從一旁閃出，手扯龍衣，奏道：“陛下寬心，臣有一事，管保陛下長生。”隨后塞給了唐太宗一封書信。
這是一封什么信呢？是魏征寫給已故同黨崔玨的信。魏征說崔玨是“太上先皇帝駕前之臣，先受茲州令，后升禮部侍郎，在日與臣八拜之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現在陰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夢中常與臣相會。”唐太宗一則早就知曉魏征曾經做過道士，“自幼得授仙術，推算最明”；二則見他新近成功表演了夢斬龍王與守門鎮鬼，所以就相信他的話，沒有多問就“瞑目而亡”了。
崔判官果然很仗義，瞞著閻王私自給唐太宗延長了二十年壽命，將他的一十三年“天祿”改成了三十三年。對此，唐太宗感激不盡。但崔判官有附加條件，他要求太宗“千萬作一場‘水陸大會’，超度那無主的孤魂”，包括“六十四出煙塵的草寇，七十二處叛賊的魂靈”，包括唐太宗的兄弟建成、元吉。——唐太宗在創立江山和獲取皇位時所犯的原罪。
從“水陸大會”便引出了唐僧取經，因為觀音菩薩說，只有大乘佛法才能超亡者升天，度難人脫苦，修無量壽身。而大乘佛法三藏掌握在如來的手中，需要派高僧到西天天竺國親自去取。
這一系列的行動表明，魏征不但擅長犯顏直諫，還會裝神弄鬼、曲線進取。此后魏征身價倍增，從小小的人曹官一躍成為托孤之臣，甚至排名到了第一位。如，傅奕上疏止浮圖，表曰佛教“實乃夷犯中國，不足為信”，宰相蕭瑀駁斥道：“佛，圣人也。非圣者無法，請置嚴刑。”待傅奕進一步論辨時，太宗又請出了尚佛一派的太仆卿張道源，中書令張士衡幫忙。最后太宗下令“著魏征與蕭瑀、張道源(魏征排在了蕭瑀之前)，邀請諸佛，選舉一名有大德者作壇主，設建道場。眾皆頓首謝恩而退。自此時出了法律：但有毀僧謗佛者，斷其臂。”嗚呼！佛家所謂的慈悲為懷被異化成了嚴刑峻法、殘無人道。
三、唐太宗亦編鬼話應對魏征，應對如來、國人與先皇
既然魏征的“夢斬”是騙局，那么唐太宗的“游地府”是真還是假呢？同樣是惑人的鬼話。原因很簡單，他原本沒有見過崔玨，魏征也沒有詳細告訴他崔判官會怎么給他徇私，怎么給他提條件，但唐太宗卻不謀而合延續了魏征的想法。這顯然不是一個死人能夠完成的任務，只會是精心策劃的將計就計，唐太宗早就識破了魏征的詭計。
那么，作為一國之君有什么不好直接頒布的事情，而必須使用計謀呢？原來帝王也有帝王的難處。他派僧人去西天取經就不是輕易能夠做出的決策。盡管他的內心樂意向佛，甚至還拜結僧人陳玄奘為御弟，但此前存在重重阻攔。
第一，李世民派唐僧取經是詐降術。由于在“征西定國”時大敗而歸，李世民決定改變戰術，以虔誠學佛的名義向西方突厥表示降服，一則瓦解敵人的戒備；二則獲取情報。然而，詐降術是不能直接運用的，需要先以苦肉計表達誠意，掩人耳目，就像黃蓋詐降曹操一樣。于是李世民就來了個假死，并在復活之后聲稱，崇佛是大唐避難圖存的出路。順便也讓對方的探子觀音菩薩回去報信，觀音菩薩就好比是《三國演義》的蔡中、蔡和。
第二，李世民不但有向未來建功，征服西方，做大能之君的抱負，還有向過去洗刷原罪，改善民眾形象，做大德之君的愿望。但這一愿望同樣也不能明說，需要先用苦肉計表達自己對過去痛不欲生的愧疚與懺悔。所以唐太宗就向黎民百姓來了個死去活來，下決心從此以佛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第三，李世民的父親李淵曾尊老子為始祖，自稱是老子后裔(都姓李，且李淵是靠讖緯道術起家)。他還下詔敘三教先后，以道教為首，儒教次之，佛教最后。對于先皇立下的規矩，自然不能隨意更改，李世民便想到了實施苦肉計：為了報答判官對孩兒的救命之恩而改尊佛教，先皇總該會諒解吧。
一條苦肉計可以應對三方，唐太宗可謂“死”得其所。此時的魏征在唐太宗眼里何其“嫵媚”，是一面明得失的鏡子，更是一位明生死的知心愛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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