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鄧小平尖銳地指出：“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員美國有120萬，蘇聯90萬，我們只有20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真正頂用的不很多。”“現在是后繼無人！大學、中學、小學質量很低。教育脫節，沒有來源。”在危機面前，正是對國家負責，為人民謀利益的強大動力促使鄧小平作出這一重要決策。
鄧小平敏銳地選擇了恢復高考作為全面撥亂反正的突破口，主要是從兩個大局出發：其一，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匱乏、青黃不接，人才斷層已經成為國家社會難以為繼的威脅；其二，恢復高考不僅是一項教育制度的變遷，更標志著社會的轉向。鄧小平專門將擬定的招生辦法“自愿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中“單位同意”一條去掉。他說，“比如考生很好，要報考，隊里不同意，或者領導脾氣壞一些，不同意報考怎么辦？我取四分之三，不要這一句。”他還說：“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誰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個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門’。”用考試取代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成為選拔人才的依據，昭示著社會的思想結構回歸正常的發展軌道，重新肯定了知識的價值，普通人再次擁有了把握命運的機會，在改變千百萬人生命軌跡的同時，國家前途也被重新照亮。
怎樣恢復高考？這個問題遠比想像中困難。甚至印刷上千萬份考卷的紙張，都是非常棘手的問題。與此同時，當時社會思想風氣未開，恢復高考的阻力很大。對此，有人寫了一首打油詩：“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紜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玉(育)門緊閉吹不開。”關鍵時刻，鄧小平召集教育部負責人談話，嚴肅指出：“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教育部首要的問題是要思想一致。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干；不贊成的，就改行。”
1977冬天，570萬應考者涌進考場，加上1978年夏天第二次考試，1180萬人的總量創造了世界考試史上的奇跡。
從大局著眼，鄧小平在恢復高考這樣的重大決策中舉重若輕；從細處著手，鄧小平在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更彰顯出深切的人文關懷。書中首次公布了這樣一個細節：1977年11月3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數理邏輯學家王浩時說：“音樂學院院長告訴我，發現了一個7歲的娃娃會拉小提琴，能拉很難的交響樂曲子，而且拉得不錯。這在外國就叫神童了。音樂學院規定11歲才可入學，像這樣的娃娃，應該把他吸收到音樂學院來，提前錄取，以便深造。還得找個阿姨幫助他。”結果，這個孩子被中央音樂學院破格錄取，他就是日后被譽為“東方帕格尼尼”的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
30多年轉瞬而過，當年參加高考的人如今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的中流砥柱，高考制度也在不斷改革和演進中走到今天。
周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