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大勢已定的2005年還剩下最后的兩個月。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在籌備之中。而在此之前公布的中國三季度統計數字，已經讓人預感到，經歷了兩年多的宏觀調控后，中國經濟如同天氣的乍寒還暖，也走到了一個最難將息的節骨眼上。
9.5%的高增長，2%的低通脹，令人欣慰。用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劉
樹成的話說是“中國經濟正按宏觀調控的預期目的行進”。
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依然高達27.7%的增長率，卻又讓不少研究者憂心忡忡。這一增幅，已經與出現局部過熱的2003年、2004年時的水平大致相當。“被壓抑的固定資產投資”似見反彈跡象。
這些變化，這些矛盾，都鑲嵌在宏觀調控中。帶著對1-3季度統計數字的迷惑，更帶著社會普遍關注的“明年宏觀調控還要不要延續”的疑問，《瞭望新聞周刊》走訪了國務院研究室、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權威部門的政策研究者。
兩大因素決定中國式調控
其實，只要真正了解了“宏觀調控”在中國的特殊性，“明年是否繼續調控”的問題，就有了多一半的答案。
“目前我們所說的‘宏觀調控’，與經濟學教科書及西方國家所講的‘宏觀調控’是不同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說：“教科書上講的宏觀調控，是指總量調控，即政府在總供給與總需求失衡時進行的政策操作，以此幫助市場實現二者的平衡；我國目前所說的宏觀調控，則不僅包括總量調控，也包括對產業結構失衡和經濟短期波動的調整。而后兩者，在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中主要是靠市場調節的，并不屬于政府宏觀調控范疇。”
也就是說，中國的‘宏觀調控’概念遠比西方國家和教科書要寬泛。“以壓縮部分行業固定資產投資過熱”為特征的本輪調控，在西方經濟學意義上不屬于政府調控的范疇。而在我國卻是一種必須。
這當然與中西方不同的市場化、工業化程度有關。西方國家經過上百年的產業磨合，已形成了彼此制約、相互咬合的完整的產業體系和市場機制，一旦因某種原因出現產業結構失衡，市場會通過價格等信號，對失衡產業進行自發調節，無需政府介入。
而我國則不同。在轉型期和急速的工業化階段，我國的產業體系、市場機制與成熟市場國家相比，并不是完善的，市場存在大量失靈和缺失部分。這種情況下，局部結構問題如得不到及時的政策修正，往往會愈演愈烈，最后釀成危及全局的大問題。
這意味著在現階段，至少在我國市場機制、產業體系完備之前，中國式“宏觀調控”在調控范圍、調控頻率上，都可能會比西方國家更為寬泛、更為密集，調控難度也更高。所以，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小廣認為，“我國的宏觀調控似乎更應該叫做‘宏觀管理’”。張立群則指出，這種調控的實質是“走鋼絲”：既要向前走，又要時刻保持平衡，同時還必須分清哪些政府可以調控，哪些則必須留給市場。
有了這樣的分析和概念，再來看“明年是否繼續調控”的問題，就會更加清晰：
只要明年經濟運行中仍存在無法通過市場力量恢復的結構失衡或短期波動，就會延續中國式的宏觀調控；
只要目前仍在進行的宏觀調控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就會延續中國式的宏觀調控。
仍要“調控”，仍要“防止反彈”
“宏觀調控尚未到位”——在對權威政策研究部門及研究者進行密集采訪后，《望新聞周刊》獲得了這樣的共識。這就意味著，宏觀調控明年仍將繼續。
對“宏觀調控是否到位”，今年以來有爭論，從年初起，至二季度達到白熱化。“三季度統計數據公布后，各方分歧開始減少。因為，即便是仍持“防冷”觀點的學者，也大多認為通縮風險近期不會發生”。采訪中，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郭克莎這樣告訴《望新聞周刊》。
上述說法，與記者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三季度形勢分析會上的感受相當吻合。相較于二季度的分析會，研究者們面對三季度數據時顯得更為平和。人們在關注CPI（消費物價指數）走勢的同時，也將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超過27%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上。
這之中，“投資小幅上揚與價格穩中趨降”成為一對引人關注的矛盾。
分析二者背離的原因，郭克莎認為有兩點：一是我們的CPI數字不能完全反映總供求關系，食品價格在CPI中所占比重過高，CPI數字常常為食品價格所左右；二則表明此前被抑制的投資沖動有反彈跡象。
“這也是我認為宏觀調控尚未到位的重要原因”，郭克莎針對投資反彈作了進一步的分析：“自今年4月起，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便連續小幅回升，一季度投資增幅為25.3%，二、三季度便爬升到27%以上，且新開工項目過多，1～9月新增項目同比增長36.4%。也就是說，1～3季度的投資增幅，與2003、2004年的增幅已基本持平，遠遠高于15%～20%的合理投資增幅區間”。
他說，“地方項目投資增幅逐季走高也十分明顯，前三個季度增幅分別為25.7%、28.7%和29.6%，這表明地方投資沖動還是很高。”
記者就此查閱了國家統計局的分省數據，1～9月投資增幅最高的前兩名是內蒙古和遼寧，分別達到49.9%和47%。
“地方投資沖動再次反彈，表明導致投資過熱的體制性因素并未消除”。針對此，郭克莎指出：“明年是‘十一五’開局之年，地方會有很多待上馬項目，再加上此前被抑制住的投資沖動和停建緩建項目，如果明年放松對投資的調控，后果可想而知。”
“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加大結構調整力度，繼續防止投資反彈，仍是明年的政策調控取向”。郭克莎十分肯定地告訴記者。
“明年是‘十一五’開局之年，如果利用這一年將很多指標調整到位，實現軟著陸，此后四年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穩定增長基礎。”從長遠發展階段角度，王小廣也認為，明年繼續調控十分必要。他說，應當把2006年看作是“十一五”的“調整起步年”。
至于何為調整到位，王小廣列出的軟著陸指標區間是：GDP增速8%～8.5%，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15%～20%，CPI增速在2%左右。
明年的工作重心不在短期
經過兩年多的宏觀調控，中國經濟的一些短期失衡已得到相當程度的矯正。劉樹成研究員將這兩年我國的GDP增速做了一個歸納后指出：“通過宏觀調控，中國經濟增速正在從適度增長區間的上限區域（9.6%～9.9%），向適度增長區間的中線區域（9%～9.5%）合理回歸。”
短期失衡漸漸緩解，使政府可以騰出手來解決那些棘手而迫切的中長期難題，從這個意義上講，2006年對于解決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是個機遇。
張立群說得很直接：“明年的工作重心不在短期，而在中長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采訪中，研究者認為明年比較急切同時又難以一蹴而就的問題有四個：
一是投資比例過高，與消費比例嚴重失衡。迄今為止仍在高位的投資增幅與走勢下行的消費指數，使我國已持續數年的投資消費比例失衡問題更為突出。1～9月我國投資占GDP比重約為46%，而美國一般是10%左右，與我國GDP增長差不多的印度大概在24%左右；1～9月我國的消費占GDP的43%左右，而發達國家一般在60%以上。
較高的投資比例，蘊含著種種風險，如果不能最終實現消費，就意味著大量投資被擱淺在中間鏈條上，由此會造成產能過剩、企業倒閉、銀行危機等一系列問題。
高投資的背后，則是投資體制、銀行體制、經濟增長方式、中央與地方關系等大問題。
二是中國經濟對外需倚重過多，內外需比例嚴重失衡。今年的進出口貿易高額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使內外需比例失衡再次凸顯。連續數年30%以上的年出口增幅、逼近千億美元的外貿順差，再加上沖向世界之冠的外匯儲備、超過70%的外貿依存度，使中國成為全球罕見的倚重外需的大國。
企業強勁的出口沖動，一方面說明國內需求持續不旺，消費環境亟待改善；另一方面顯示了調整出口戰略和出口政策的必要。
對外需的過分倚重還會在沖擊國際既有經貿秩序的同時，給國內經濟發展帶來安全風險、貿易摩擦和前赴后繼的匯率壓力。
三是“三農”問題。這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多年的老問題。去今兩年出臺的一系列惠農政策，使農村形勢有了改善。但“打鐵要趁熱”，明年在這方面的政策舉措不能松。研究者認為，明年應更多在農村基礎設施、農村教育、醫療社保方面著力，著力于改善農村生產消費環境，加大財政對農村的扶持。
研究者指出，減少支出，實際上就是增加農民收入。
四是能源安全和資源原材料的可持續利用問題。這一問題對于我國發展的重要性不再贅言。要解決能源安全及原材料可持續發展面臨的諸多問題，建立合理的、能夠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體系非常必要，其中包括石油、水、重要礦產品等。日前國家發改委已就此發出通知，將能源原材料的價格改革列為明年工作重點。而呈下行態勢的物價指數，也恰好為明年進行上述改革提供了較好的時機。
欲啟動的消費要真能啟動
仔細分析上述四大問題，至少前三個都與“擴大消費”直接相關：消費擴大了，失衡的投資與消費比例會被矯正，內外需比例會趨于和諧；這也意味著三產比例上升，產業結構失衡問題迎刃而解；同時，擴大消費還對“三農”問題的解決，具有極大的連帶性。因而，“擴大消費”是各方談及明年經濟工作的最大共識。
事實上，我國消費率偏低的問題已持續數年。1998年開始啟動的擴大內需戰略，包含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迄今，其中的投資需求部分不僅被真實地擴大，而且還經歷了一輪“過熱”和被調控；其中的消費需求部分，雖經消費結構升級，但在GDP中所占比例卻越來越低，1～9月僅為42.4%。
被高喊了若干年的“啟動消費”，卻始終沒有引來“被啟動的消費”。
王小廣認為擴大消費確實比擴大投資要難得多。他說：“目前我們的投資能力很強，資金、技術、體制都不缺，產品短缺大都是軟缺口，而不是短缺經濟時期的硬缺口。只要經過一段時間就會很快補上，且容易過剩；而消費則不然，你要想讓老百姓花錢，得有很多必須條件。”
王小廣舉了個例子：“比如，我很想每年都去北戴河度假，我也有能力支付這個費用。但今年去一次后，就不想再去了。因為整個消費過程讓我不太舒服。這個過程包括交通的不便、到達后食宿的不稱心、旅游產品的匱乏等等。整個下來，我覺得自己的錢花得并不值。”
消費要想擴大，其實是一個涉及全社會的系統工程，比如農民和低收入者，就面臨“有沒有錢去消費，買了電視能否收到電視信號，買了冰箱是否付得起電費”等等一堆問題；再比如中等收入者，電視、洗衣機、冰箱都有了，按說該買房買車了，可一考慮孩子上大學的高額費用，以及生病、養老問題，最后的結果多半是繼續把原本不高的薪水存進銀行。
所以，當下中國就成為一個奇特的混合體：一方面是大量豐富廉價的商品賣不出去；一方面是為數眾多的中低收入者沒錢、少錢或不敢消費；再一方面，就是儲蓄率超過40%的世界第一儲蓄大國。
就業率低、收入低，社會保障、醫療保障不健全，企業和個人稅收偏高，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基礎設施滯后等等，都是擴大消費的桎梏，無疑都需在明年下大力氣通盤研究解決。
王小廣還認為一些與消費有關的問題需要引起注意：
一是穩房促車。王小廣從產業鏈條角度認為“促車”有益于增加就業、提高工業整體的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因為汽車是工業中的工業。張立群則認為這樣可以穩定明年經濟增長的源頭。
二是通過提高服務業整體質量，促進服務消費。以旅游業為例，王小廣說，在目前中國國情下，國內旅游業的潛力最多發揮了20%。潛力難以發揮的原因，是因為服務質量低下。他所說的服務質量，不僅指旅行社、旅游景點，還包括鐵路交通及整個城市服務系統：“不要把旅游當產業來抓，而要將其看作旅游經濟，因為旅游者對一次旅行的評價是綜合的，而不只是旅游景點。思路拓寬了，才能對癥下藥。”
由此拓展到整個服務業，目前服務業投資占全部投資的60%，而其就業人數和產值卻僅占全部就業和GDP的30%左右，足見這一行業的效益之低下。當然，這也意味著巨大的發展潛力。
三是要重視人口的城市化，而不只是城市建設。要為農民進城提供制度環境。一個人在城里打工，與帶一家人來城市生活，兩者的消費能力別如霄壤。如果我們的城市化不僅限于蓋樓修路圈開發區，而是更留意如何讓農民“進得來、住得下，留得住”，消費自然會成倍放大。
四是要重視糧價對農民增收的影響力。王小廣說自己注意到這個問題源自去年。去年農民收入取得了1997年以來的最高增幅，除減稅等惠農政策外，糧價上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賣糧收入一般要占到農民全部收入的50%，如果能通過休耕地等辦法，使糧食生產保持在適度偏緊又可從容調控的位置，保持糧價適度上漲將會有效地提高農民收入。”
房地產業仍將穩中微調
之所以單拎出房地產，完全源于其在本次“過熱”與調控中的核心位置。
本輪過熱的源頭就在房地產。2002年以后，隨著居民對住房需求的爆發式增長，房地產、鋼鐵、建材等相關產業被強力拉動，其與我國轉軌期有缺陷的銀行體制和土地機制相互糾合與催發，短時間內形成了遠高于需求的供給能力，局部供需嚴重失衡。
“治頑癥需下猛藥”。2004年下半年對建設用地的凍結和極為嚴格的信貸審批，令房地產業投資驟降，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從年初的43.6%，回落到年底的28.1%。
2005年的國家房地產政策，則是在去年下半年偏于嚴厲的行政措施基礎上進行了一些靈活微調：一方面繼續遏制不合理需求，通過政策增加炒作型二手房的交易成本和非普通商品房的購置成本；同時滿足合理需求，增加經濟適用房供給；另一方面則為行政性凍結的土地和信貸適度解凍，同時完善相應法規制度，繼續嚴把土地、信貸供給閘門。
上述政策，使得2005年房地產投資得到了較好控制，今年1～9月全國房地產投資增幅23.6%，低于同期26.1%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
談及房地產領域的調控政策，郭克莎認為首先要明確兩點：一是房地產業在經濟中具有支柱地位；二是房地產業發展不能過快。以此出發，明年調控應繼續加大結構調整力度，該松的松，該緊的緊。針對目前房價，他認為盡管增幅下降，但房價還在看漲，明年調控應以房價穩定回落為宜。王小廣及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的徐連仲在認同今年上半年的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同時，都認為明年調控應保持連續性；張立群則認為這一領域總體仍需大于供，目前的買方賣方博弈是暫時的，整體仍將是拉動消費需求的上行力量。
紛繁的問題隱含難得的機遇
“投資反彈、產能過剩”讓很多研究者憂慮，而張立群恰恰從中看到了增長的良性因素和機遇：
“事實上在新增投資中，包含大量的創新型和更新改造型投資。企業的治理結構在投資增加的同時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鋼鐵業為例，盡管投資增長很快，但國家這次并沒有背上結構調整的包袱。我在調研時發現，河北一些民營鋼鐵企業年初立項，10月就能產出，到鋼價下來時，很多已收回了成本。”
民營企業考慮競爭環境，考慮投入產出，國有大型企業也在調整：寶鋼正在進行的產品結構全面調整，鞍鋼本鋼優化重組等等，都在增加投資的同時提高著資金的使用效率。
“這是增長中的良性因素”，張立群這樣認為。一個可以佐證他的觀點的數據是，今年1～9月全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改建項目投資增幅高達42.6%，增幅大大超過新建（36.4%）和擴建（7.1%）部分。
“產能過剩也同樣不全是負面影響”，在張立群看來，這恰好是一個由粗放到集約的市場淘汰機遇：“高增長低通脹，一方面為企業提供了廣大的市場空間，另一方面也使競爭更加激烈，企業必須在較小的利潤空間里尋求發展，這對企業是個考驗。經過市場的優勝劣汰，企業素質必將極大提高，全社會的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增長方式也將得到極大改善。”
國內汽車產業說明了這一點：盡管今年以來車價不斷下行，但新車型卻不斷涌現，在相對縮小的利潤空間中，汽車企業開始超越價格廝殺，拼起了實力、技術與創新。
打開了這樣一個思路，會發現當前的很多問題都是隱含著機遇：頻繁的貿易摩擦，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的出口企業回頭想想國內市場，想想如何創新產品，而不是一味地自相殘殺拼價格？產能過剩的企業，在激烈的市場廝殺之后，是不是可以想想如何開拓農村消費市場？等等，等等。
張立群說出的一句話，或許會讓人茅塞頓開：“高增長、低通脹下的產業競爭，將使我們面對難得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機遇，中國經濟也將因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記者潘燕)
瞭望新聞周刊 2005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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