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雞、短信中獎及其他
在中國還存在著大量的其他博彩形式。
傳統的非法博彩游戲主要是一些娛樂場所和電子游戲廳使用電子游戲機進行的賭博游戲，如麻將機、推牌機、水果機、賭馬機、百家樂轉盤機等等。
在民間，歷來有利用動物打斗進行博彩的傳統。如河南開封市民間直到現在還有斗雞的傳統，其中很多場合下都帶有彩金。此外像鄭州市還發生過斗狗的事件，北京市也曾查處過利用斗蟋蟀進行賭博的案件。
在現代信息社會中，利用現代化的網絡和通訊手段進行博彩已經成為商家進行營銷和賺取利潤的重要手段，其形式多種多樣，最重要的手段當屬短信博彩。
例如某游戲商家曾經推出帶有4000點的游戲卡，要求玩家以發短信的方法進行抽獎，短信的資費為0.5元/條，中獎者可免費獲得游戲卡。
更普遍的短信中獎活動當屬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電視臺舉辦的帶有互動性質的娛樂節目。由于帶有價格不菲、數量可觀的獎品，或者獲得與心中的偶像見面的機會，一般都能吸引大量觀眾參與。
近年來登峰造極的短信參與節目獲得獎品的活動，當屬2005年的超級女生的評選。根據粗略的估計，整個活動下來，短信發布量應在5000萬條以上。
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進行溝通的手段和方式將會越來越先進，而博彩的形式和手段也將會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人們的生活。預計視頻博彩、以互聯網為平臺的網絡博彩和以3G手機為平臺的手機博彩將會成為未來發展的三大熱點。
發展博彩業：宜“疏”也宜“堵”
世界彩票協會章程開篇第一句話就說：“人類對于博彩的喜愛歷史幾乎與人類自身的歷史一樣長。”
我們十分清楚，博彩并不能直接增加社會財富，而僅僅是一種休閑娛樂游戲，只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
博彩業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依據，這就是人類的天性和心理需求。世界博彩業的發展歷史證明，它的發展必須以政府為主導，規范發展。
作為一種產業，博彩業在社會經濟系統中起碼有三大功能。第一，社會調節功能。博彩可以滿足社會公眾的巨大心理需求，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精神活動產品，是社會公眾業余生活的調節器。 第二，它具有慈善功能。博彩業利用人們的博弈心理可以籌集大量的社會閑散資金，用于發展社會公益事業。這是博彩業的正面效應和存在的道德依據。同時從某種程度上抵消了博彩的負面效應。 第三，增加稅收和就業功能。發展博彩業最終會增加稅收，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政府和社會也借此取得相應的回報。
但是，全面放開博彩業，也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風險，一旦讓社會生活染上了“賭癮”，可能會帶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這種社會風險會在另一方面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其結果可能是無法估量的。因此，博彩業發展的量與度是政府決策者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
“私彩”為何屢禁不止
發展國家正規博彩業必須要面對非法的博彩活動。
近十幾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已經多次組織大規模的打擊“賭球”、利用地下“六合彩”等“私彩”進行賭博的專項治理活動，但一段時間后“私彩”總會冒出來，而且聲勢不弱。其根本原因在于：對于“私彩”，以往考慮打擊的多，研究綜合治理的少；考慮短期效果的多，考慮長期效應的少；結果只是治標不治本，不能對“私彩”造成致命打擊。
博彩業的治理和規范必須通過綜合治理方能治本。事實已經證明光靠“堵”是不可能成功的，應該嘗試在“堵”的同時進行疏導，“堵”不如“疏”，應當“疏”、“堵”結合，綜合治理。
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分析，非法博彩的存在說明我國存在著巨大的博彩產品市場。當正規的博彩市場不能提供足夠豐富的博彩產品時，非法博彩的需求就自然會產生。
我們通過大量的研究發現，“私彩”屢禁不止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私彩”比“公彩”更易中獎，而且形式更為靈活。
因此，對于非法博彩的對策，政府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以“疏”為主，大力發展公益彩票。我們完全可以將“公彩”的游戲品種和返獎率設置得更靈活一些，比如，可以適當提高返獎率，同時也可以考慮適時突破最高獎金為500萬元的限制。總之，應該用發達而規范的國家彩票市場的建立來徹底解決“私彩”問題。
第二，以“堵”為輔，政府必須加大打擊“私彩”的力度。應該實行更切實有效的嚴厲懲罰措施。無論是賣“私彩”的人還是為賣“私彩”提供保護的人，獲取利益是他們共同的出發點。我們的懲罰措施如果能讓他們在從事這種非法活動時傾家蕩產，得不償失，遏制非法博彩的難題便有望迎刃而解。
第三，政府加大對博彩的正面引導和對“私彩”危害性的宣傳，讓公眾認清“私彩”的本質和危害。同時還要盡量給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正常娛樂方式，創造更多的致富途徑。
博彩業要發展但不能開放
根據我們粗略的估計，全國每年用于博彩的資金約在5000億元人民幣以上，約占GDP的2.5%左右。這個數字表明，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承認，博彩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產業。
近幾年，國內學術界和彩票界不斷熱議開放中國的博彩業問題，有的學者甚至建議可以公開開設賭場、開放賽馬等等。與此同時，國際博彩界對中國博彩的發展也給以了極高的關注，千方百計地試圖滲入國內的博彩市場，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亂。例如，前不久公安部破獲的“非法私彩”第一案，就是一個由某國外博彩公司幕后操縱的非法“彩票縮水”營銷體系，該案涉案金額達1.7億元，收繳贓款250多萬元，涉及全國數十個省市，僅長春一地就有數千人參與。實際上他們已經形成了游離于國家彩票之外的二次開獎體系，嚴重干擾了國家彩票的發行。
我們贊同發展中國的博彩業，但是我們不贊同開放中國的博彩業。博彩業的規范發展必須以國家公益彩票的名義來進行。
歷史的經驗和國際博彩業的發展史告訴我們，博彩業的發展必須由政府來主導，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道路，否則便會陷入混亂。
實際上，由于近幾年中國公益彩票的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非法博彩的泛濫勢頭。例如，有證據表明，“3D”等賠率型彩票的熱銷使得很多地區的賭博現象有所減少；再如，“中福在線”數百家視頻游戲廳的設立也滿足了部分公眾休閑的需求。
博彩市場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必須由國家來主導，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市場的特征。因此，我們在堅持國家彩票主導博彩業的同時，也完全可以考慮用市場的機制來促進中國博彩業的發展。比如，彩票機構可以開發更多的游戲品種以適應不斷發展的博彩需求。至于國內民間資本和民營公司是否可以參與博彩業的運營，我們認為只要是在國家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以及國家彩票機構可控制的條件下，也可以進行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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