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走勢：人為壓低得不償失
今年3月份以來，CPI漲幅連續7個月達到或超過政府年初制定的控制目標。很多人都在談論通貨膨脹威脅，政府也取消了年初計劃進行的一系列價格改革措施。
其實，這也有點反應過激。且不說近幾個月的消費物價上漲有肉類價格的特殊因素，就以中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這樣的價格水平和上漲速度也不算高。經濟增長11.5%，城鄉人均收入分別增長13.2%和14.8%，而消費價格上漲相當于二者的1/3左右，不僅承受得了，而且利大于弊，沒有什么可擔憂和緊張的。
至于明年和以后的情況，隨著政策的落實和周期性因素的消除，肉價的因素將不復存在，有人預計明年的消費物價上漲在3%以下。這不僅過分樂觀，也會給決策者一個錯覺，像今年一樣，把物價的控制目標壓得很低，造成很大的被動。由于國際油價還會在高位波動，甚至還會上漲，有的國際機構預測會超過100美元；國際糧價還會上漲，國內糧價也不會下跌；同時如果考慮到價格扭曲的嚴重程度及其不良后果，一些價格改革措施有必要盡快推出實施，把明年消費物價的控制目標定在6%是適當的。否則，很多其他的政策調整都會無功而返。
在消費物價上漲的同時，資產價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漲，資產泡沫也在膨脹。雖然由于資產重估的因素，資產價格上漲有合理之處，從長期來看也有上漲空間，但上漲過快的確令人擔憂。以滬市為例，股票價格已經從年初的2728點上升到9月末的5500多點，上漲了一倍。房價的上漲更快，據發改委和統計局對70個大中城市的統計，上半年上漲了7.1%，第三季度上漲了8.2%，達到了近年來的最高點。盡管如此，仍與人們的實際感受差距很大。股價上漲一目了然，但房價上漲則不透明，其風險也更大。
各國經過不斷探索，對與通貨膨脹斗爭有了一定的經驗，但對如何對付資產泡沫，至今仍然沒有有效的辦法，最近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根據國際經驗，資產價格的大漲必然伴隨著大落，隨之而來的是銀行危機和金融危機。如果說美國的次貸危機有可能帶來經濟衰退，他依然承受得起，那么，我們的經濟實力與美國差距很大，一旦發生危機，后果很難設想。
貨幣政策：頻繁操作困境猶存
我們當前出現的流動性過剩，外部原因是匯率低估、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和外匯儲備持續積累；內部原因則是貨幣政策過于寬松，實際利率長期處于負利率狀態。
在流動性持續過剩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處在宏觀調控的中心。其操作的頻繁的確有點使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今年以來，央行曾經八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五次提高存貸款利率，六次定向發行央行票據。但即使將所有這些操作加在一起，央行收回的流動性大約在2-2.5萬億元，而增加的外匯儲備釋放的流動性則達到2.65萬億元。
不論是從投資、貨幣和貸款的增長來看，還是從消費物價和資產價格上漲的情況來看，在未來的兩個月中，央行還會繼續類似的政策操作。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它一方面說明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靈活性和水平在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貨幣政策的困境和局限。
八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表明，在中國現實的條件下，一個不常使用的政策工具變成了一個經常使用的政策工具。雖然它減少了商業銀行的流動性，但卻增加了中央銀行的資金儲備。這種操作有著巨大的政策成本和風險，不知央行如何考慮。六次定向發行央行票據也說明了這一政策工具近于失靈，因為在現行利率水平下，不定向發行往往認購不足，發行失敗，不得不強行攤派。而大量央票充斥債券市場，造成了證券市場的結構失衡和功能扭曲，央行也難辭其咎。基于負利率和投資增長過快的現實，升息是必要的，但是，美聯儲在9月18日大幅降息0.5個百分點，又使升息的空間縮小和升值的壓力增大，現行操作尚不足以解決新增加的流動性。
面對房地產投資和貸款的快速增長以及房價飛漲，央行和銀監會聯合于9月27日下發了加強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管理的通知。對購買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貸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貸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檔次基準利率的1.1倍，而且首付比例和利率水平應隨套數的增加而大幅度提高。應當肯定，從風險控制來看，這是一種比較好的政策操作。但是由于第二套住房的認定標準沒有確定，政策效果打了一個折扣。
2005年7月20日匯率體制改革以來，雖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有所加快，但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短期資本流入增加，外匯儲備持續積累，升值壓力并未緩解。而在美國繼續施壓的同時，歐盟也加入了推動人民幣升值的行列。
兩年多匯率政策操作的實踐說明，我們的確面臨著速度和時間的選擇。一步到位，雖然能夠贏得時間，但經濟承受不起；小步慢走對經濟運行不會有太多的影響，但內外環境能否給予我們這樣長的時間。在全球資本的涌動下，人們都在談論第四次金融危機，各國也都在謀求對策。雖然危機何時暴發，從哪里暴發，如何暴發，我們無法預知，但是，多米諾骨牌效應是明顯的，一旦危機暴發，受害的不止是我們一家，最先發難的也不一定是中國，但中國很難像上次亞洲金融危機一樣幸免。
因此，以匯率為中心的政策調整可以做出三個選擇。一是按照分步走的辦法，確定一個大體的時間和步驟。比如，五年分三步走，每次升值8%，這樣可以增加不確定性和風險，抑制短期資本的流入。二是放開和提高資源和服務價格，使內部實際匯率升值，出口通貨膨脹，既可分流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又可促進結構調整。三是抑制外匯供給和擴大資本流出。如果說前面兩點主要是在供給方面用力，那么最近掛牌的中國投資公司則是要在后一方面使勁。但從第一筆30億美元參股黑石公司來看，中投公司并不成功，雖然難以避免。可見，購買一些資源產品不難，但從事金融投資絕非易事，需要積極穩健從事，也許要從物色和培養人才做起。除此而外，可否選擇一些國家和地區，例如東歐，與國際資本合作，共同從事電力(包括核電)、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樣也許還可以帶動勞務輸出。總之，在對外投資方面，我們一定要好好研究和記取日本當年的經驗教訓。
行政管制：負面作用日益明顯
在中國目前的宏觀調控中，除了政策措施以外，我們還大量運用了行政手段。以前人們把運用行政手段看作是我們的優勢和強項，諾獎獲得者斯蒂格里茨也對此大加贊揚。但是，隨著行政手段的廣泛運用，它的負面作用也日益顯現。特別是在中國的體制環境下，當地方政府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對象以后，調控和反調控就成為中央和地方博弈的重要方式。
就以房地產業發展中對土地的調控來說，從831大限到2004年的28號文件，再到2006年的31號文件，還不算國土資源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以加強政府管制的辦法來應對地方的大量征地行為，從而形成了為管制而加強管制、管制制造管制的惡性循環。中央加強管制-地方加緊征地-中央進一步加強管制-地方更多地征地。因為，中央與地方的土地政策目標是矛盾沖突的。中央目標是保護耕地，保障糧食安全，保護農民利益，維護社會穩定，增加一定的城市建設用地，保證經濟穩定增長；而地方目標是增加建設用地，保證地方的工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增加地方的財政收入和擴大地方的融資規模。如果說中央的目標既有一致之處，又有矛盾的地方，且中央目標不是地方目標，更不是農民目標，那么，地方的目標則是高度一致的，就其可行性來看，地方目標優于中央目標。不僅如此，中央的政策手段除了土地規劃和指令性計劃以外，就是土地執法檢查，這些又得靠地方貫徹落實。
在改革開放賦予了地方以獨立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由于目標合理性、中央權威和地方忠誠等三個條件不能滿足，中央目標的落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耕地每年以1000萬畝以上的速度流失，幾千萬農民變成失地又失業的游民，土地價格加速上漲，1-9月70個大中城市平均上漲12.8%，就是最好的證明。更為重要的是，行政手段的大量使用，往往以扭曲價格信號為代價，這就削弱了政策手段的作用，甚至出現南轅北轍的事情。
張曙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
張 弛(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
段紹譯(婁底市廣大實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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