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石貝貝
作為危機之后第一次全球范圍內的大規模合作，G20金融市場及世界經濟峰會曾給市場無限希望。然而，事實證明，太大的期望也許只能帶來更多的失落。盡管G20峰會宣言中列出了多項在明年3月底前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并未給出具體執行方案，而是將更多疑難問題留給了下一次會談：沒有落實任何重要方案，缺乏聯手財政刺激政策的計劃，而且沒有對重構新國際貨幣體系或所謂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進行討論。
不過，此次多國會談畢竟是解決金融危機問題的好的開始。在G20峰會宣言中，各國首腦至少達成了一些方向性的共識。比如，造成危機的根源在于市場參與者過度承擔風險、杠桿過高以及風險管理等之外，還有一些發達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和監管者未能及時發現金融市場存在的風險等。
因而，接下來應該出臺的具體方案及將要發生的變革才更值得我們期待。
一、細則難產 目標一致、利益難調
上海證券報：G20峰會上提出了建立跨國界的國際監管者協會、信用評級機構行為準則、讓衍生產品市場更加透明化等問題，但為什么沒能出臺具體政策？
Hatheway： G20宣言確實對上述問題做了表述，但是也的確留下了許多未解的問題，包括你提到的那些。宣言重申了國家監管機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估計，這情況也不會有改變。在美國，聯儲可能承擔了更多銀行監督者的角色。但是，英國提出的“全球指導學院（College of Supervisors）”的提議也受到支持，請注意一點，這是指“指導者”（supervisors）、而不是“ 監督者”（regulators）。盡管目前這些監管合作的框架尚未明確建立，但G20會議仍然能夠提供一個對金融領域風險進行信息溝通的平臺，這對各國監管和政策制定者都有利。當然，G20會議同時也充當了協調各國監管規則的作用。這同時對確立最完善監管的實踐也有利，也能有助于避免當一國監管相關的法律法規與它國存在顯著差異時，所出現的“監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金融穩定論壇和國際清算銀行在維護國家監管的協調方面就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張春：具體執行細則其實很難達成，尤其涉及20個國家的金融監管。首先，各國金融市場狀況很不相同。比如，中國金融市場尚未完全開放，與發達國家完全開放的金融市場肯定在監管方面存在不一樣的地方。G20宣言指出各國要加強監管合作、提高并統一標準，但是體現在具體細則上則很難實現。因為，這涵蓋了各國國家的利益以及政治因素。此外，不僅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不同的情況和利益，發達國家之間的情況和利益也不相同。比如，盡管處于困境，美國也不愿意犧牲自身利益，降低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話語權，或者讓別國對自己國家的貨幣政策、財政赤字規模等加強約束。
哈繼銘：沒落實具體方案存在幾方面原因。第一，這次會議準備的時間不長、會期也只有一天，時間倉促。第二，美國候任總統奧巴馬沒有參加，這對于一些相關政策、方案的討論確定、以及隨后的執行都有影響。還有，各國提出建立新的國際貨幣秩序，我覺得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短期內，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依然會維持相當一段時間。我們看到，并不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壯大以后，它的貨幣馬上就能成為國際貨幣。例如，1883年，美國經濟實力就已超越了英國的經濟實力，但直到1944年，美元才取代英鎊成為國際主導型貨幣，這中間有多重因素起作用，包括經濟、政治、外交、以及軍事等。再說，目前各國都提不出具體的執行方案。
上海證券報：在強調國際金融監管協作方面，你認為接下來的具體執行細則會是怎樣的？
哈繼銘：從現在到明年第二次會議，各國達成具體執行方案的可能性仍然不大。首先，各國情況不盡相同，難以出臺一個統一的標準。第二，達成具體的方案，也需要有一個決策平臺來進行，而目前并不存在這樣的平臺。對于信用評級機構的行為準則和使得金融衍生市場透明化等，各國也很難出臺統一標準。比如，有些國家可能希望本國的標準更為嚴格，有些國家則并不這樣想。
我覺得，各國可以談、可以議，但是整個過程會比較漫長。在下一次會議上，也是美國下任總統奧巴馬上臺100天之后，美國新任總統對某些國際協同政策的認可，會增強這些政策將來付諸實施的可能性。在加強金融協同監管方面，可能會取得一些進展；但是，在全球協同一致的財政刺激方案、以及建立國際貨幣新秩序等方面可能會更難推進一些。
在國際金融監管方面，制定出一份綱領性文件，并不需要很長時間。比如，下次會議把相關內容討論地更加透徹，然后指定某一國際組織去制定出一份更為詳細的文件供各國參考，在半年至一年的時間內就應該可以完成。但是，要求各國實現統一的監管標準則是不可能的，也沒必要，各國的金融市場發展階段也很不相同。
張春：會議宣言中說在明年3月底前建立跨國界的國際監管者協會。我認為，即便成功建立，它在監管執法方面的權力肯定也不會很大，而是更多起到溝通和協調的作用。
對于加強監管協作、設定信用評級機構行為準則、以及提高衍生產品市場透明度等問題，我想對于框架性的內容各國很容易達成共識。比如，必須使復雜衍生證券更加透明化；在進行交易買賣的時候，不能只作OTC（柜臺交易），也需要有一個Central Clearing House(中央對手方)等；對于銀行的信用評級、對銀行內部產品的信用評級、還有資本充足率計算方式等的修正，各國都很容易達成共識。但是，具體監管到哪一步，在哪個具體國家、由什么樣的監管機構來實施，這些都存在很大的發揮空間。
未來一年左右的時間內，我想應該會出臺一些各國達成共識的框架性的內容。接下來，才會有可能出臺一些具體執行細則，或者各國在具體細則上根本就不能實現統一。
二、國際金融組織改革 未決的實力較量
上海證券報：這次G20峰會談論最多的還有對國際金融組織的改革問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也希望能夠提高自己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發言權，也提到出了建立國際貨幣新體系。你覺得接下來會有怎樣的進展？
張春：新興市場國家的確希望憑借這次機會提升自己在國際金融組織的發言權。比如，這些國家希望通過對IMF注資的方式，提升在IMF的份額和投票權。但問題是，發達國家可能并不希望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IMF的話語權。
但是，未來的情形需要隨著事態的發展再進一步判斷。過段時間，假若IMF資金嚴重不足，發達國家經濟更加惡化了，它們也只能增加中國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IMF中的份額。此外，如果明年全球經濟非常糟糕、大量國家陷入衰退，也有可能出現不僅僅是G20，而是G27這樣的情形，更多的國家參與商談，按照商談確定的比例重新對IMF進行注資來提升話語權。
哈繼銘：第一，短期內，任何國家貨幣試圖取代美元地位的努力都難以成功的，只能默默積聚力量、等待本國貨幣崛起。第二，在國際舞臺上為本國貨幣爭取更多的話語權。比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爭取更多的投票權，中國在出席這次G20峰會時也表達了這些意愿。
過去布雷頓森林體系對于美國貨幣政策存在一定的約束，因為美元需要與黃金(172,8.16,5.00%,吧)掛鉤。而現在，美國只需要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來制定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貨幣政策。因此，所謂改善國際貨幣體系，實際上也就要使得美國貨幣政策更具紀律性。這有許多擴展的空間。比如，美國是否可以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即，使美國貨幣政策嚴格地根據美國國內的通脹形式來制定，就類似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那樣，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就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目前看來，美國也要保經濟增長，實現完全以通脹為唯一目標來制定其貨幣政策，目前美國也難以接受這種方案。另外，有人呼吁建立一個包括中印俄等主要國家在內的廣泛的貨幣籃子，使美元幣值與之掛鉤，這也是一種可能性。但是，我想還需要這些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得到進一步提升之后，這才能有實質性的進展。
上海證券報：在這場危機之中，IMF需要做出怎樣的角色轉變呢？
哈繼銘：對于IMF進行改革，從幾個方面來說都是有必要的。第一，在IMF中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和話語權。第二，IMF的資金其實只能起到“催化劑”的作用。記得我在IMF工作時，IMF曾向印尼提供了500億美元的信貸援助計劃。其中，IMF承諾了100億美元，其他400億美元則來自單邊的經濟和金融的援助。在此過程中，IMF的資金就起到了“種子資金”和“催化劑”的作用，IMF本身的資金缺乏與否并不是關鍵。
還有一個問題，許多國家未必愿意通過IMF這個單邊渠道來解決問題？現在很多國家外匯儲備非常龐大，比如中國、日本。因為，區域間的貨幣互換也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區域內某國出現年緊急情況時。因此，一定存在其他的、更多的援助形式，來對IMF形成補充。這本身也是一種改革。
Hatheway： IMF的投票權和各國在IMF的資本比例密切相關。對許多觀察家來說，IMF可能需要更多資金注入，才能夠為發揮它作為“最后貸款人”的角色，提供可靠的、具流動性的資金，就如最近見到的一些例子。在這種情況下，一國在IMF中投票權的提升，需要同時伴隨著增加它向IMF的注資金額。而困難在于，目前持有IMF中重大投票權的國家，尤其是一些歐洲國家，它們不愿意放棄它們目前享有的權力和影響力。因此，尋找到一個最終解決方案，這需要更多的、艱難的協商和談判。
考慮到IMF和監管，我們需要注意的是，IMF從來就不是一個監管者，即便在傳統意義上也不是。IMF只提供緊急情況下對于各國收支平衡的融資幫助，同時對各國金融和經濟問題提供咨詢建議。G20宣言中也并沒有透露出將會促使和支持IMF成為國際金融監管者的意愿，盡管G20宣言中確實建議了使得IMF更廣泛地發揮監視和監控的功能。
三、聯手財政刺激 癥結不一、方向各異
上海證券報：在會前，市場對于能在該次會議上就聯手財政刺激政策提出具體建議給予很高的期待，不過其結果仍然是讓市場失望。您認為，是否存在可能的全球聯手財政刺激政策。如果存在，該行動具備什么樣的特征？
張春：在候任總統奧巴馬缺席的情況下，美國難以拿出具體的財政刺激政策，即便拿出來了，隨后的執行也可能成問題。而明年再次召開會議時，奧巴馬可能就已經有具體的財政刺激政策了，而各國也會有所參照、進而出臺聯手的一攬子財政刺激計劃。
關鍵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要拿出資金來挽救經濟，并制定出相應的財政刺激政策。至于具體的財政政策，各個國家經濟中存在的問題不同，會采取有不同的側重。比如，中國可能迫切需要解決就業問題，這就需要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立竿見影地促進就業。美國的問題則主要在于消費，則會多采取一些退稅、刺激消費的政策。除此之外，各國又存在各自的政治問題、內部各行業利益的平衡分配和公平的問題，這也影響財政資金的投向。
另外，各國可能有也“觀望”的心態：究竟經濟會有多糟糕，危機有多嚴重？美國已經出臺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還需要多少錢？接下來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發展狀況，也將影響它們的態度。
哈繼銘：迄今為止，各國暴露出來的問題、程度不同，各國的財政力量也存在差異。比如，對于一些赤字超過GDP的國家，可能在推出財政刺激政策方面會心有余而力不足。對于中國這樣債務占比較低的國家，自然回旋的余地也會大一些。此外，很多國家也面臨即將出現的老齡化情況，這對發債之后的償還問題也存在影響。
在積極的財政政策方面，許多國家已陸續出臺。其中，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針對實體經濟，而西方國家則主要針對金融行業。現在我們也看到西方金融危機也正日益向實體經濟領域滲透。接下來，西方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可能轉向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比如，美國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可能就會拿出一部分資金轉向對房貸違約、教育貸款、以及汽車行業等更多的救助，而不是對華爾街金融公司的簡單注資。
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措施上，各國會是大同小異，關鍵在于判斷各國問題癥結和根源在哪里。比如，美國的財政政策可能就主要刺激房地產行業務、消費者的信貸問題等，歐洲則會在房地產、勞動力等方面，同時它在包括失業、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的負擔也要比美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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