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經濟增長優先”還是“就業增長優先”？
時下，就業危機正成為繼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后全球新一輪危機。2008年全球失業總數劇增2000萬，全球失業總人口將從1.9億增加到2.1億，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 最新數據，2009年年底，全世界可能會失去5100萬個工作機會。全球失業率將升至為6.1%。對于中國而言，所遭遇的是經濟周期和結構轉型的雙重沖擊。今年的就業形勢面臨著改革開放30年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預計，本次經濟危機的出口下降導致的非農就業減少為1763萬，其中服務業664萬，制造業969萬。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稱，2009年中國的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加大，實際失業率可能接近10%。
相對發達國家來講，中國的情況更加特殊，中國就業正遭遇經濟周期和結構轉型的雙重沖擊。與中國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引發制造業危機一樣當前中國的勞動力過剩引發的就業危機也是結構性失衡造成的。
從產業結構失衡的角度分析，就業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是由一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決定的。中國三產結構偏差大并且趨向均衡的速度緩慢。從靜態的角度看，勞動力在三個產業上的配置問題，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吸納過多的勞動力，而二三產業卻吸納勞動力不足；從勞動力配置的動態調整看，中國存在著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過慢的現象。目前，中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就業也相對不足。2007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僅在40%左右，不到60%的世界平均水平，更與發達國家美國80%的占比差距甚遠。就第三產業內部而言也缺乏高端產業，吸納勞動力能力呈逐年下降趨勢。2001年我國第三產業需求比重為72.5%，2006年下降到了64.7%，2008年第三季度更是下降到59.2%。
從勞動力結構看，總量矛盾正讓位于勞動力結構性失衡矛盾，低端勞動力過剩而產生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事實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已出現結構性失業的趨勢。2006-2007年間在珠三角、長三角的產業轉移過程中，大批實力相對較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由于自然要素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上升陷入經營困境，或者企業成批地被轉移出東莞、深圳等地，與之相對應的是大量農民工失去了就業機會，成為首先被擠出產業升級進程的對象。中國就業市場的供過于求的總量矛盾正讓位于產業升級，低端勞動力過剩而產生的結構性矛盾。
此外，教育結構失衡造成勞動力就業市場供求脫節也是造成就業危機的基礎性原因。中國的教育結構存在與市場脫節的問題，忽視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技能教育，偏重高學歷教育，只注重人才的入口，而忽視人才的出口，教育市場只按照教育GDP，即高考升學率這根紅線，造成人才供應與用人需求和產業需求之間的供求錯位。
人們往往在就業出現危機或失業浪潮來襲的時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事實上，就業是一個國家人力資本能夠發揮經濟效率的基礎，就業結構和就業模式也是一國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的反映。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就業問題的解決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發展戰略的轉型，即由“經濟增長優先”的發展戰略向“就業增長優先”的發展戰略轉變。
失業率為什么會成為西方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指標？為何他們的政策總是圍繞降低失業率這一目標展開？究其原因是西方國家已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發展的目標開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發展，相對來講這是有質量的增長。比較而言，我國的高增長的GDP當中有多少是由人力資本貢獻的，又有多少惠及到就業的增長？如果GDP增長的發展紅利有可能不被大眾所擁有，那么這種增長就是一種無效的增長。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表現出非一致性。就業與經濟增長不同步體現為：就業增長率明顯低于GDP增長率；就業彈性系數逐年下降。“九五”到“十五”期間經濟增長由8.6%上升到9.5%，而新增就業人口卻由804萬下降到748萬。此外就業彈性也由九五期間的0.14下降到十五期間的0.12，2008年為0.08，即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帶動80萬個就業。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并沒有對就業產生多大拉動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就業增長產生了擠出作用,體現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性。
增長優先還是就業優先不是誰先誰后的問題，而是國家發展戰略的路徑問題。如果增長方式不變，光靠經濟增長率來拉動就業，是不可能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是提高就業容量和就業質量的關鍵。增長可分為低就業增長和高就業增長。國際上低就業的高增長的國家也有很多，這與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有關。
就業增長優先的最大不同是不再是投資勞動而是就業拉動。“就業增長優先”的發展模式不僅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良性互動，而且也將推動就業結構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其特點主要表現在：
在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上，注重發展有利于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通過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通過經濟增長，真正將人口就業的包袱變成人口資源的福利因素。如文化創意產業、生產性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等；在目標導向上，把就業作為基本目標，在確定經濟增長目標、增長方式、增長速度，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充分考慮對就業的影響。
因此從“經濟增長優先”到“就業增長優先”型發展模式，將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推動中國經濟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它要求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必須進行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就業結構、產業結構以及相關人力資源開發政策、教育培訓政策、就業保障政策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深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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