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市場面臨調整
“房地產涉及六十多個行業，所構成的產業鏈很長，其增長速度低了，不但直接影響經濟增長，而且還涉及到就業。”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指出，當前我國居民消費正處于以購買住房、汽車為主的階段，2010年國民經濟能否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局面，在相當程度上還要依靠房地產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但是，2009年以來，由于信貸空前寬松，自住性需求與投資需求相結合，房地產市場未經實質性調整就開始再度走高，房價持續上升。導致社會恐慌心理加重，投資需求日盛，供求矛盾凸顯，房地產泡沫日趨嚴重，市場面臨調整。
對此，余斌借歷史經驗強調，亞洲金融危機源于部分亞洲國家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的破裂，本次金融危機則是美國房地產和基于房地產抵押貸款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而引發的，“兩次危機的危害程度有目共睹。一旦我國房地產泡沫化，其危害同樣難以估量。”
他分析說，當前房地產市場運行狀況難以為繼，政府調整房地產政策、有效抑制泡沫已迫在眉睫，“但是，如果調整力度過大，導致房價由升轉降，消費心理隨之改變，則有可能重現2008年下半年所出現的市場蕭條局面。一旦陷入需求萎縮-金融風險加劇-市場進一步萎縮的惡性循環，將會使已有的穩定回升局面受到沖擊，并可能使經濟運行面臨新的困境。”
在上述兩難選擇中，余斌強調，政府應明確把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作為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把拓展城市發展空間、有效增加土地和住房供給、緩解供求矛盾和平抑房價作為基本手段。
基于此，他提出要區別以下三種情況：
一是區別不同市場面臨的矛盾，采取差異化政策。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房地產市場呈現出明顯的區域性市場特征，宏觀調控切忌“一刀切”，不宜根據北京、上海等城市房地產價格等情況的變化制訂針對全國的房地產調控政策。
二是區別真實需求與投資需求。投資需求旺盛，加重了市場供不應求和價格上漲。在保障首次購房、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同時，通過利率、稅收等政策有效打擊投資性需求，減輕商品房供不應求和價格上漲壓力。
三是區別政府責任與企業責任。房價上漲，難以承受目前房價的人增加，政府應通過加快廉租房建設等，保障低收入群體的住房需求。
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荊門市市長王玲更具體指出，調控房地產市場，決不能把穩定僅僅理解為控制價格，“漲太快了，就趕緊擋一擋。過兩天老百姓不吭聲了，就繼續讓它漲”，而是要通過保障房制度、土地財政和物業稅等綜合角度，“拿出長遠、系統的政策辦法”。
消費擴張難以持續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部署，2010年政府鼓勵消費的一系列政策基本保持不變，有些領域還進一步加大了力度，這將有助于消費的穩定增長。但是，在余斌看來，一方面，政府刺激消費的政策成本不斷提高，邊際效應逐步減弱；另一方面，制約消費擴張的制度性障礙未消除，2010年消費增幅難以達到2009年的水平。
他指出，現階段，制約消費擴張的制度性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持續下降，不但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低于世界主要經濟體平均水平；二是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占總支出比重顯著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國家的平均水平。2008年我國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三項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合計僅為29.7%，與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國家相比，分別低13個和24.3個百分點；三是居民尤其是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持續攀升。1990～2008年，我國基尼系數從0.35上升到0.48。最高20%收入組所占收入相當于最低20%收入組的8.3倍。
“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差距擴大，兩極分化嚴重，高收入者消費意愿不足，低收入者消費能力不足，必然影響整體消費的增長。”因此，余斌認為，無論從短期內促進消費穩定增長，還是從中長期內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從主要依賴出口、投資轉向主要依靠消費擴張，政策重點都應當著力消除制約消費擴張的制度性障礙。
其一，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以加快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和壟斷行業改革為突破口，合理提高勞動者報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其二，在二次分配中，加大調節力度，有效抑制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增加公共服務供給，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切實改善消費者預期。
其三，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加快推動新型城鎮化，促進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釋放強大內需潛力。
其四，加快服務業發展，增加就業和居民收入，以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貿易摩擦和升值壓力
2009年下半年以來，我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再度高漲。尹中卿認為，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2010年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
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發達經濟體在實施了力度較大的救助措施之后，金融體系趨于穩定，金融機構信貸功能逐步恢復。但居民消費不振，實體經濟恢復緩慢，失業率攀升。發達經濟體從本國利益出發，為保護其脆弱的實體經濟、有限的就業崗位和維護社會穩定，金融保護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盛行，逆全球化思潮不斷蔓延。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我國與美國、歐盟之間的貿易摩擦明顯增加，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2010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將呈現緩慢增長態勢，且不排除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后面臨重大調整的可能。因此，余斌指出，我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爭端不可避免。由于發達經濟體是我國主要貿易伙伴，所占份額較高，貿易爭端將不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的恢復性增長，也將對相當部分出口產業構成威脅。
同時，前一階段，美元在波動中呈現貶值趨勢，相應地人民幣對歐元、日元相對貶值，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再度高漲。《政府工作報告》強調，2010年將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這對于穩定出口預期是必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反思2005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過程，持續、小幅度的升值方式，雖然減輕了匯率調整對出口產業的沖擊，但也帶來了大量國際資本的流入和利益損失。”余斌的建議是，階段性、跨越式的升值方式，則有利于阻止國際資本的涌入，在相對脆弱的世界金融體系中保持我國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基本穩定，并減少利益損失。
同時，他強調人民幣匯率一定幅度的升值，有利于逐步淘汰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和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的外向型企業，促進出口產業的轉型、升級和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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