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稅制無助于縮小貧富差距
按照公平原則，對于勤勞所得應該采取低稅率，對于資本所得和一次性偶然所得應該采取高稅率。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指出，現行稅制恰恰相反，對于高收入群體勤勞所得實行的稅率最高達45%，對于炒股、炒房、中彩票等實行的稅率卻遠低于20%，這種設計非常不合理。
目前，個稅實行九級累進稅率制，最高邊際稅率達45%。出席論壇的專家普遍認為，如此高的稅率，只能起到促使富裕群體避稅、逃稅的作用。
按規定，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高收入群體，需申報個人所得稅。2009年共有近269萬高收入者自覺進行了納稅申報，共繳納稅款1384億元，占當年全國個稅收入總額的35%左右。他們人均納稅額五萬多元，平均每個月繳納4288元。
孫鋼指出，高稅率的結果是，很多高收入群體紛紛開始避稅。一些有錢的老板，只給自己發工資2000元，其他的收入和消費，全部從會計上做成“費用成本”。再比如高收入的演藝人員，通常簽約只簽稅后收入，是否納稅，如何納稅，全部由支付方搞定。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馮興元表示，高稅率促使高收入群體通過把經營活動轉入地下逃稅，可征稅部分就越來越少。“想通過高累進稅率，從富人手里征到比較多的增量稅收，是不可能的。”
孫鋼表示，由于個稅只能調節新增的財富量，不能調節存量，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不能寄予太高期望。
在李煒光看來，這在事實上導致了一種尷尬，92.3%的從業人口由于收入偏低，免繳個稅，對真正的高收入群體，由于大量避稅逃稅，也無法足額征繳。由于稅制設計不合理，個稅調節收入差距的功能極為有限。
“我們到底如何定位個稅？是寄希望于發揮其籌集收入的作用，還是發揮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現在來看，這兩個作用都沒發揮好。”孫鋼說，從籌集收入的作用來看，個稅收入不到四千億元，今年財政收入規模有望超八萬億元，個稅收入占比非常低。而其他國家，個稅占財政收入比重一般超過10%。
劉桓表示，公眾希望通過個人所得稅改革來調節貧富差距，但是目前看來，這個期望可能過高。如果初次分配沒有很好解決公平問題，在再分配的過程中靠稅收去調節，其作用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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