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農民工問題不僅是社會熱門話題，也成為出版界關注的焦點。日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課桌在哪里：農民工子女教育調查》、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看看他們：北京100個外來貧困農民家庭》、長征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民工潮：關于打工族生存狀況的調查報告》等形成了一股強勁“農民工出版潮”，并以其扎實的內容、詳實的調查，真實反映了我國農民工的生存狀態。
我們不比北京的孩子差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課桌在哪里：農民工子女教育調查》，收錄了北京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學生胡竟《給政府的一封信》。信中寫道：“有時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我們是誰，用溫暖的詞來形容我們的話，別人就叫我們城市新移民，用準確的詞來形容我們，就叫打工子弟，倒不如干脆稱我們為弱勢群體。我覺得用弱勢群體這個詞兒來形容我們會比較確切、準確。我們生活在一個狹小的圈子里。身份的低下，讓我們覺得有些自卑，造成心理上的壓力，讓我們覺得自己不如別人。我們這代人，從小就生活在北京這個繁華的大城市，希望永久在這里生活，不希望回老家過那種貧困的生活。請給我們這些打工子弟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同在一片藍天下，我們并不比北京的孩子差?！?/p>
《看看他們：北京100個外來貧困農民家庭》的內容是由“北京市外來人口貧困問題研究”課題組的訪談記錄和研究報告構成。本書對100例訪談記錄進行了極為節制的刪節，并統一用“×××口述實錄”作為標題，保持了強烈的原生態色彩。每位農民工的打工史都飽含著無盡苦難和心酸。
著名三農問題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部長韓俊在給《看看他們》所作的序言中寫道：“每個人讀了這100個進城農民的故事，心靈都會受到震撼。希望在我們的國家，有更多的人來關注進城農民，理解進城農民，關心進城農民，關愛進城農民。期待著在我們國家各種阻礙城鄉聯系的體制壁壘能盡快消失，農民能充分享受到自由進城和自由遷徙的權利。”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會公平
隨著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農村一些兒童伴隨外出打工的父母流入了城鎮。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有流動兒童近2000萬。農民工子弟學校在夾縫中步履維艱。
在北京石景山區的一個垃圾場，《我的課桌在哪里：農民工子女教育調查》的作者黃傳會，遇到一個來自河南安陽的小女孩。她12歲了，從5歲開始就跟著父母撿垃圾。問她為什么還不去上學，她把頭扭到一旁，默默地落淚了。就因為她是農民工的女兒，就因為交不起借讀費和贊助費，便沒有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她那掛在腮邊的晶瑩淚珠，包含著不少委屈和無奈。
2003年11月5日，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和全國婦聯，在京公布了我國9城市流動兒童狀況調查結果。此次調查歷時1年，訪問了1.2萬多名流動兒童的監護人和7800多名兒童。調查顯示：我國流動兒童失學率較高。
“教育費用過高仍是流動兒童家庭面臨的最大困難”。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榮指出，“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大多數流動兒童要多交納借讀費、贊助費等名目繁多的費用，最多的一年多交了2．7萬多元。”而農民工是城市經濟收入最低的群體之一，三四人口的家庭，月收入只有800元~1200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趙樹凱說：“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會公平?；A教育，門檻最低的應該是公辦學校，卻因為亂收費，逼得農民工的子女上不起學；而他們上得起的打工子弟學校，又要被取締，這等于放棄了對農民工子女教育的責任。”趙樹凱說。
我們不僅出版暢銷書，更要出有價值的書
《我的課桌在哪里》的責編腳印認為，盡管以前有不少關于農民工的新聞報道，但是看了黃傳會的書稿后，還是非常的震驚，想不到在北京有近三四百所外來農民工子弟的學校，有幾十萬的農民工子弟在如此簡陋、艱苦的環境中求學。這不再是個別現象，已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她認為《我的課桌在哪里》是對這樣一個我們所有人不得不關注的問題進行了客觀的呈現，而且是極其克制的呈現。本書通過深入的調查，全面反映了農民工子女教育的現狀，希望引起更多人對這個重大問題的關注。
雖然有關專家、出版社對農民工類的圖書評價很高，認為是一類值得推薦的好書，但對這類圖書的市場前景并不看好?！犊纯此麄儭酚∷⒘?．5萬冊，《我的課桌在哪里》印刷了1萬冊，《中國民工潮》只印刷了5000冊。
腳印也承認，農民工題材的書籍是非常有價值的圖書，也是當前社會非常需求的書籍，但是未必能成為暢銷的書籍。與這類書緊密相聯的人群——農民工及其親友，沒有經濟能力購買此類書；而富裕的城市市民，不會關心農民工的狀況、恐怕也不會購買此類書。只有個別城市市民想購買這類書給自己的孩子看，將這些書作為教育孩子認識苦難的教材。
關注弱勢群體是我們共同的道義和責任
黃傳會認為，農民工子弟上學的問題，不僅僅是上學本身的問題，而且這種對農民工子女的歧視，造成的對他們心理的傷害才是更為嚴重的問題。
一位農民工子女在作文中寫道：“那幾年，給我影響最深的是我們的學校老被查封，每次查封，都會來許多警察和干部模樣的人，還開來許多卡車，把學校的課桌椅全部拉走。最厲害的是小學六年級下學期那一次，我們剛剛升完旗，隨著一聲令下，有人封教室，有人搬課桌。校長哭了，老師哭了，我們學生也哭成一團……”
顧明是一位農民工的孩子，最初在北京的一所公辦學校上學。一次，顧明班上一位同學書包里的300元錢丟了，班主任懷疑是顧明偷的。從那以后，同學們都不跟他玩了。后來，他堅持轉學到了一家打工子弟學校。
這些出版物中不約而同地凸顯一個問題：過去，農村孩子失學主要是由于自身家庭貧困的原因；如今，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失學，則讓他們自身感受到了不公平。這些農民工子女從小在城市里長大，卻始終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得到的只有歧視和偏見，這將會在他們心里埋下仇恨的種子。
中國青基會常務副理事長徐永光說：“100萬游蕩在城市街頭的失學農民工子女，他們耽誤的不僅僅是自己的前途，還會成為未來社會的‘定時炸彈’”。
農民工的孩子注定會成為城市的未來的公民。城市人應該懂得，幫助他們，就是幫助自己；善待他們，就是善待自己。(記者 吳海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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