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持續惡化以來，國際石油價格也經歷了暴漲暴跌的漲落過程。石油危機與金融危機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大大增強了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波。石油的金融屬性表現得比以往時候更加突出。石油作為“黑金”已經成為繼主權貨幣后一種新的泛貨幣化的價值符號。因此，我們必須從貨幣金融的視角去解釋和解開石油價格危機背后的種種迷局。
人們一直關注金融危機，但事實上，其背后的石油價格沖擊也是此次危機的一個重要發展脈絡。對于從此次金融危機中石油價格的 “巨幅漲跌”，近年來西方國家拋出的所謂 “石油峰值論”一直甚囂塵上。甚至成為高盛等投行聲稱預測油價的基本判據。“石油峰值論”是上世紀50年代美國石油地質學家哈伯特提出的，他認為“全球石油發現量已在1962年達到峰值；產量將在2015年達到峰值，人類將不可避免的石油產量不斷下降的局面”。而事實的數據卻顯示，全球可開采原油儲量約為5.7萬億桶，目前只開采了1萬億桶，不到總儲量的18%，如果按照目前的開采速度，全球的原油儲量還可以開采近100年。另一方面，從供求平衡的角度看，國際能源署（IEA）數據也顯示，國際石油生產和消費量差距很小，僅為1%，基本保持在7600～7700萬桶之間，處于緊平衡狀態。從中短期看，，供給矛盾并不是造成石油價格飛漲的依據。石油峰值論和供求失衡論過分夸大了石油供求總量對油價的影響。
那么石油價格暴漲暴跌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操控？事實上，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猛發展，石油市場與貨幣市場、外匯市場、期貨市場、衍生品市場的聯動成為復合的金融體系, 擴大了傳統金融市場的外延和內涵，形成了石油能源金融一體化趨勢。當前的石油危機與30多年前的石油危機最大的不同就是，今天國際石油金融屬性正在不斷得到強化，已經實現了從商品屬性向金融屬性的轉換。石油安全本質上已轉變為“貿易—金融”型的“價格安全”模式。這種“價格安全”模式的實質是一國如何參與國際石油定價，對國際石油定價權的影響力問題。
理論上講，0PEC組織應該是石油價格上漲的最大受益者，然而，OPEC國家雖然擁有石油壟斷的供給權，卻不具備石油壟斷的定價權。由于“石油—美元”的貿易結算機制，使得能源的所有權與定價權相分離，石油供給者卻不能成為定價者。石油與美元掛鉤的機制，也使美國擁有強大的石油定價能力，而且“石油—美元”回流機制，更讓美國獲得了巨大的資本利得，賺的盆滿缽滿。據相關統計，當前國際市場流通的石油美元達1.4～1.8萬億美元之巨。而這些“石油美元”又以回流方式變成美國的股票、國債等證券資產，填補美國的貿易與財政赤字，使美國長期保持經常項目逆差和資本項目下順差的平衡。多年來OPEC巨額石油美元與東亞國家出口型經濟形成的大量商品美元一起支撐著美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也由此構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商品美元”這樣一個穩固的資本流動封閉環，支撐了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超常發展。
縱觀國際石油定價權的演變，世界石油價格定價權機制經歷了從西方壟斷寡頭石油公司定價，到OPEC定價，再到以石油期貨價格作為定價基準的定價機制轉變的過程。目前，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交易的北海Brent原油是全球最重要的定價基準之一，全球原油貿易的50%左右都參照Brent原油定價。事實上全球每年石油貿易量在130多億噸左右，通過現貨市場的交易量只有20億噸左右，大部分都沒有進行實物交割。
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巨幅漲落的背后是國際金融資本和投機資本獲取的巨大套利空間。據相關統計，在國際石油期貨交易中，約有70%屬于投機行為，每桶油價上漲10美元中，投機炒作因素就占6～8美元。正如《石油》戰爭的作者恩道爾所言，“美國那些著名的投資銀行在2008年這輪行情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高盛、花旗、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是石油期貨交易的四大玩家，正是他們在原油期貨市場上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油價漲落。”
面對強大的價格沖擊，最嚴峻的形勢是，有“中國需求”卻沒有“中國價格”。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第三大進口國。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國內石油消耗量迅速放大。原油消費年均增加7.6%，遠超過同期世界石油消費增長率的1.5%水平。但在影響石油定價的權重上卻不到0.1%。由于沒有定價權，我國等亞洲國家與歐美國家相比，要付出更多的進口外匯成本，就是所謂的亞洲溢價。2003年平均“亞洲溢價”為2.56美元/桶。根據測算，近兩年“亞洲溢價”對我國GDP的損失達到0.08%～0.20%。
那么如何打破國際石油金融失衡的格局，關鍵在于中國必須爭取主動權，要形成與美國主導的石油金融體系抗衡的力量。其立足點就是以金融安全保障石油安全，構建中國“石油金融一體化”體系，實現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融合，打造中國戰略新優勢。
一方面將龐大的外匯儲備通過購買石油等能源資源或建立戰略儲備庫的方式，轉變成實物資源儲備。當前我國1.95萬億的巨額外匯儲備不僅面臨美元貶值、匯兌損失的風險，還面臨著由于購買美國國債造成的外儲福利的流失。事實上，衡量外匯儲備資產對一國的福利效應，不僅要看外匯儲備資產本身的外幣資產收益率，還要考慮外匯資產的機會成本，即投資于其它資產（包括能源、資源等）的收益。如果投資于其它資產的邊際收益率大于將這些資本置換成外匯資產帶來的收益率，就意味著外匯儲備福利的損失。這一福利損失就是外匯儲備積累過度下的機會成本。未來可以將外匯儲備與能源儲備結合起來考慮，把單純的貨幣儲備與更靈活的石油金融產品結合起來，即把石油金融合約如石油期貨合約、石油債券合約等也視作一種新型的儲備貨幣，既能使過多的外儲向實物資源轉化，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市場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另一方面，要加大人民幣與石油貿易的結合程度，大力推動石油貨幣合約和石油人民幣進程。目前海灣的產油國，俄羅斯、伊朗等國在與他國的石油交易中間都在尋求非美元化。而本幣尚不能自由兌換的我國，則只能承受石油成本加大和人民幣升值的雙重壓力。
當前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受到嚴重挑戰，未來石油定價和交易貨幣的多元化是必然的趨勢。中國必須建立石油交易的“中國市場價格”，確立我們自己合理的石油金融戰略。國家應鼓勵更多企業進入國際石油金融市場，積極嘗試石油交易人民幣結算，即“石油人民幣”結算，逐步建立石油期貨市場等措施，以有效應對油價的波動，中國有必要逐步嘗試建立“石油人民幣”體系，這將是人民幣主權貨幣在國際能源貿易中崛起的新路徑，也將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一步。（張茉楠專欄國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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