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破“7”已經深深影響了中國經濟，監管層以及社會各方對于人民幣走勢的決策與關注更多的還是考慮產業面的承受能力，而對于所謂的銀行風險似乎未有太多著墨。
細數我們所關注的銀行業在人民幣升值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可以發現問題集中在外幣資產縮水、資本充足率管理和外匯存貸款倒掛三個方面。前兩大問題并不成為問題，首先資產縮水和資本充足率體現的都是一個問題就是匯兌損失，這一問題并不是今天出現的，在人民幣進入升值通道之后已經存在，在人民幣不加速升值的情況下也不存在加速惡化的可能，基本屬于可控風險。而且，與外幣資產相比，我國的商業銀行的人民幣資產規模更為龐大，如果僅從匯兌方面來看，收益遠大于成本。最為重要的一點是，這兩方面都是結果主導型的，并不存在升值預期導致問題加速惡化的可能，同時也不存在反向影響升值預期的作用。
外匯流動性風險卻是一個隨人民幣升值甚至僅僅是升值預期而不斷擴大的問題。只要外界認為人民幣升值沒有到位，那么商業銀行外匯存貸比高企的現象只會更加嚴峻。而外匯貸款持續增長，則更加堅定了人們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判斷。外匯流動性風險似乎更應重視。
不過，對于外匯貸款過多這一問題，監管部門易于控制。在我國銀行人民幣準備金率已經達到16.5%的情況下，外匯的準備金率卻在5%低位徘徊。同時，關于商業銀行的存貸比規定也是將外匯貸款折合成人民幣之后合并計算，在85%以內就不存在撞線問題。如果監管層希望迅速解決這一問題，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可大大減少可貸資金的數量，而人民幣和外幣存貸比分別計算存貸比更是迅速鎖定外幣貸款規模，更不用說直接分配額度的“窗口指導”了。與對人民幣升值和熱錢涌入令人頭疼相比，監管外幣貸款可以說是并不費力。
貨幣部門的政策有著自己的考慮。外幣貸款中的固定資產貸款帶項目申報，有利于消化我國過高的外匯儲備，即使是流動資金貸款，其所產生的利息也可以部分的對沖外匯儲備。更為重要的是，與外匯風險相比，國內的通貨膨脹的威脅更是嚴峻。近期越南金融危機的爆發，更加顯示出在開放經濟體下通脹的殺傷力。而信貸擴張正是通脹最有力的推手，我國人民的生活習慣決定了銀行保有大量的存款，而投資熱潮即使是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也并未減輕。在頻繁上調銀行準備金率之后，銀行仍然持有大量超額準備金，可見準備金率對于信貸擴張并未傷筋動骨，于是“窗口指導”政策即使備受干預市場的指責也頻頻現身。存貸比的規定在這里就有了另外的意義，由于存貸比統一核算，外幣貸款所增就是本幣貸款所減。外幣貸款使用于國際市場，對于國內經濟而言外幣貸款擴張的通脹效應大大弱于本幣貸款增長。此外由于存在著外幣貶值的借款紅利，借款者的投資沖動和利潤要求也相對于本幣要低。所以從抑制通脹方面考慮，外幣貸款比本幣貸款要安全得多。
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商業銀行肯定會受到匯率風險的影響。但是，這種風險具有可控性。因為，對于匯兌損失來說，這是銀行持有外匯成本的一個部分，商業銀行因就成本考慮持有外匯的比例。而對于外匯貸款來說更是借款者與貸款者之間的商業行為，如果銀行認為利息成本或是大客戶關系的維系能夠彌補匯率的損失這種貸款就無可厚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