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僅僅當了3年村主任，但河南省民權縣城關鎮甘莊村的陳佩升自認經歷的大事無人可比。3年里，皇糧國稅去了，新農村合作醫療來了。在他看來，這都是天大的好事，尤其是后者，更是算準了農民的心事。
事實上，看病是壓在所有普通百姓肩上的大山，只是對于處于弱勢的農民更甚。從2003年起，中國開始試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民自愿加入，各級財政予以補貼，從而分擔大病風險。
“起頭，大家還擔心，這是不是又在變著花樣收錢，后來發現它很合算。”陳佩升說，每人交10元錢，今年漲到了20元，得了病300元以內的花費自己擔，300元以外的報銷六成，平時小病在村衛生室拿藥，費用在自己交的錢里扣。“不管從實惠上，還是打心眼兒里，參加都不覺得吃虧。”
今年7月10日，衛生部宣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提前兩年實現全國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的8億農民有了醫療保障。盡管此前學者頗有爭議，以為此保障程度過低，“被子”過薄，但是農民用自己的行動支持了它。毫無疑問，農民渴望進入國家的保障網。
陳佩升有所不知的是，國家的行動不止于看病抓藥，而是要建立全方位的公民保障系統。和他所在的農村相比，城市在醫療、養老和失業等各方面保障都走得更快。“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里千年未實現的夢正在一步步走向現實。
12月22日，社會保險法草案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進行二審。此前，該法案草案已經獲得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歷經13年的艱難醞釀，或許離呱呱墜地不遠。
社保，最具效益的投資
曾經城里人背靠單位過一生，而像陳佩升這樣的農民，一畝三分地就是全部，生老病死全在里面。
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勞動力的流動成為必然，人們越來越需要共擔共濟的保障機制。社會保障逐漸進入中國人的視野。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更是明確提出具體目標。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表示，建設一個能夠解除國民后顧之憂的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是順應時代發展與人民呼聲的正確選擇，也是中國在經歷了30年高速增長后，將經濟增長成果轉化為國民福利的理性選擇。他認為，以中國當前的經濟基礎和發展趨勢，足以支撐一個水平適度覆蓋城鄉的社保體系。
當下，全球經濟動蕩，歐美需求萎縮，中國經濟面臨挑戰，社保體系的建立更具有特殊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李向陽告訴記者，社會保障不僅僅是一種福利情懷，而且是市場機制的重大組成部分。“社會保障做的好，人們后顧無憂，才能減少儲蓄，大膽消費，才能給經濟增長帶來動力。”
溫家寶總理今年在兩會上宣布，中國要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以補上在公共福利保障上的欠債。不少人的解讀是：世界上最大的潛在購買力可能會從沉睡中醒來。
中國的高儲蓄率過去曾引發廣泛的擔憂。有評論認為，中國已經讓“中國制造”遍布世界的每個角落，但是它卻把自己的錢袋捂得緊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保障體系缺位，人們對未來抱有不安全感，而其結果就是內需不足，消費不能給經濟增長足夠的支撐。
數據顯示，中國用于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一直明顯落后于發達國家。在中央財政層面，中國這方面的支出比例只有10%左右，遠遠落后于加拿大的39%和日本的37%，而且這筆開銷基本面向城鎮職工，流向農村農民的非常之少。因此，農村雖然人口眾多，但是其消費潛力卻沒有激發出來。以至于家電普及還要依靠邊“下鄉”運動。
李向陽說，從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政府顯然意識到了社保體系不到位將拖累經濟發展。許多措施也都指向了社保領域。
危機，社保推行的機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鄭秉文著文指出，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無疑是百年不遇的挑戰，更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只要我們統一認識，凝聚全國力量，協調行動，形成合力，就能趁勢建立起一個既“保和諧”又“保增長”的“雙贏”社保制度。
鄭秉文舉了美國的例子。美國1935年通過《社會保險法》并建立起來的社保體系，在相當程度上就是1929年~1933年大危機的結果。當時，經濟危機嚴重削弱了美國居民消費的能力，1929年私人消費為 5939億美元，1933年降到4848億美元。
1935年美國通過《社會保險法案》，1936年社保制度正式運行，1937年美國私人消費水平就回升到6297億美元，1940年攀升至6880億美元，1945年8084億美元。從1947年至今，美國私人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始終在60%以上，一直呈平穩上升趨勢，成為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發動機。
實際上，中國社保制度也起步于艱難時刻。當年國企改革進入攻堅階段，下崗職工爆發性增多。黨中央作出了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即“兩個確保”的重大決策。此后，社保的理念逐步走入主流視野。
鄭秉文曾用“成就很大，問題很多”評價過去30年的社保改革。他說，由于歷史條件的緣故，肇始于國企改革配套措施之一的基本社保體系顯然不適合于覆蓋非國有經濟成分職工，不適合于覆蓋其他社會群體，不適合于覆蓋農村居民。
他認為，當前的制度設計，不利于人口流動和全國大市場的形成。其突出表現是，制度便攜性很差，對人口流動具有相當的制約作用。比如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深圳出現的農民工大規模退保行為跟此關系非常直接。因此，提高統籌層級勢在必行。
社會保險法草案中也重點提出此內容。問題是，在目前的財稅體制下，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飯”，各省利益相對獨立，造成養老保險基金跨省調劑困難，實行全國統籌難度較大。
除制度設計外，如何還舊賬也是難點。有人推算，推行養老保險改革，最大的風險可能來源于是否能很好地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隱性債務問題。隱性債務是我國40多年來實行現收現付養老制度所累積的結果，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增強，隱性債務的規模越來越大，帶來的包袱也越來越顯性化。對于隱性債務規模的估算雖然大小各異，但是都表明這個數目是巨大的，就估計的平均數來講，大約有4萬億元~5萬億元人民幣。
創新，一種新的設想
目前主流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以就業為基礎的“先存錢、后保障”的“預防模式”。它是針對一個人人生中一些關鍵點，即通常被稱之為“遭遇社會經濟風險”的危機時刻，而創造一種社會機制來幫助這些人渡過難關。但是，這樣的制度安排都有一個缺陷，就是在一個人遭遇社會經濟風險時，都是以“給予”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提出，如果擴大政策視野，應該可以創造一種新的社會機制，來替代舊有的思路。他的想法是，為每個社會成員設計一個終身的“人生規劃”。這個“人生規劃”立足的基點是：現代社會里，一般情況下每個人一生創造的財富應該是足以維持他“從搖籃到墳墓”的基本生活的。新思維是：能否將一個人一生創造并應該獲得的社會財富，在他一生中更為均勻地分布；同時在他有特殊需要時，還可以得到足夠的社會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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