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因腦外傷、腦腫瘤、腦血管疾病等呈現腦死亡就可認定此人死亡，這一標準完全不同于傳統觀念中的呼吸和血液循環功能的停止標準。人命關天，“腦死亡”一提出就引起了社會的關注。
日前，在中國器官移植領域最大國際合作項目啟動上，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明確表示：中國制定腦死亡法是十分必要的。 黃潔夫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腦死亡診斷標準已經很明確，只是由于中國沒有腦死亡立法，醫生不能宣布病人腦死亡而已。現在中國加入了包括WTO、WHO在內的很多國際組織，經濟不斷發展，邁向小康社會，如果要在世界上成為更有影響的科技強國，制定腦死亡法是十分必要的。
在接受采訪時黃潔夫指出，腦死亡作為一種更科學的診斷標準，目前已經被包括中國在內的80個國家所承認，已有14個國家為此立法。1986年以來，我國的醫學專家就在為腦死亡診斷標準以及立法多方呼吁。中國衛生部的腦死亡診斷標準已六易其稿，但仍然沒有進入立法程序。那么，實施腦死亡究竟有何意義，實施腦死亡的障礙又在哪里？
腦死亡立法對中國司法界是個新課題
黃潔夫認為，腦死亡立法是對幾千年死亡觀念的突破，同時判斷腦死亡是人命關天的事。中國有關專家在討論制定腦死亡診斷標準中，十分強調借鑒國際成功經驗，充分體現國際腦死亡研究最新成就，使診斷標準做到科學性強、實用性強、可操作性強。
由于腦死亡立法對中國司法界是個新課題，又有傳統、宗教等影響，中國人接受新的死亡概念可能會有個過程。因此，黃潔夫強調：心跳呼吸停止和腦死亡兩種概念可以同時并存，群眾選擇死亡界定可以擇其一或兩種標準，允許有個逐步認識的過程。在轉變傳統觀念的同時，中華醫學會、中國醫師協會等有關部門還要做好幾方面的準備：確定腦死亡診斷標準、檢查技術規范以及管理程序。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立法。
腦死亡不等同于“植物人”
作為一名醫生，黃潔夫強調指出，腦死亡不同于植物人。他說，絕大多數人在生命的盡頭首先是呼吸、心跳停止，但也有百分之五的人因腦外傷、腦腫瘤、腦血管疾病等，首先出現的是包括腦干在內的全腦不可逆的器質性損壞，這就是腦死亡。很多人將腦死亡與植物人相提并論、混為一談。其實，這是兩個不同概念。
黃潔夫說，臨床上所指的腦死亡，是指包括腦干在內的全腦功能喪失的不可逆轉的狀態。腦死亡有別于“植物人”，植物人腦干的功能是正常的，昏迷是由于大腦皮層受到嚴重損害或處于突然抑制狀態，因此病人可以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腦干反應，少數病人還有可能一朝蘇醒。但腦死亡人全腦呈現器質性的損傷，無自主呼吸，腦干反應消失，腦電波是一條又平又直的線，經顱多普勒B超顯示腦死亡。所以說，腦死亡是永久的，不可逆性的。
黃潔夫指出，一個已經腦死亡的患者，在憑借機器和藥物的情況下，發展到心死亡，平均約有7天時間。其間，醫務人員不得不進行大量無效的“搶救”工作，而一個腦死亡者，每天要花數千元錢以維持呼吸心跳。對死者來說，這種做法既不科學，也無價值。“腦死亡立法不僅僅是為了節約資源，放棄明知無效的搶救，也是為了讓人死得尊嚴些。實施腦死亡標準，為腦死亡立法，是尊重科學，移風易俗的表現”。
腦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
很多人認為，腦死亡法出臺后，所有人都必須按腦死亡標準來判定死亡。事實上，腦死亡只對那些生前自愿捐獻器官的人實施，如無意捐獻器官，則不在腦死亡診斷之列，可用心死亡標準。
黃潔夫指出，在法律上承認腦死亡，還有助于推進器官移植醫學發展，使成千上萬器官終末期病人因此得到再生的機會。目前中國心、肝、腎等器官移植在臨床上已達到相當的水平，由于沒有腦死亡立法，器官供體質量不如國外，器官來源的正常程序受到影響和干擾。出于對供體來源的懷疑，中國在臨床器官移植領域的科研成績得不到國際承認，論文不能發表，同時容易招致一些敵對勢力造謠，歪曲事實進行攻擊。
黃潔夫強調說，不要誤解腦死亡立法是為了便于獲得質量好的移植器官，它更能倡導精神文明和社會進步：能把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用在更有效的地方，使廣大的人民群眾受益；能更新幾千年形成的死亡觀念，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國際接軌，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還能使移植器官來源更加充分。此外，死亡還是個法律概念，科學、準確地判斷一個人的死亡時間，在司法工作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最后，黃潔夫表示，腦死亡立法是一件嚴肅、慎重的工作。它不是衛生部或醫生的需求，而是人民和社會進步的需求。他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中國一定會加快立法程序，完成這一時代賦予的重任。（李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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