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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這個世界已經“變平了”。有人認為，當今的“80后”已經陷入“新井田制”。即，在住房上進入蝸居時代，在升學就業上被“富二代”、“官二代”的血統優勢占先。因此，他們的生存幾乎陷入窒息的境地。就是說，“80后”是最不幸的一代。過來人對后輩的勸誡，之所以出現言之鑿鑿卻收效甚微的普遍情況，很大程度上還是兩代人之間的感受落差。有些人總想拿自己頭腦中的那些不入時的古董，來解讀現代生活甚至指導未來，試圖將“80后”拖入“盜夢空間”。
《80后命運書》應該是“80后”的一次自我宣言，他們要用“80后經濟學”改變命運。該書包含了如下論題。如，“‘80后’的下半輩子要靠4億農民盡快進城”，“中國‘80后’不需要CPI恐懼癥和投資過度論”，“我們怎樣漲工資：中國必須成為制造業帝國”，“科技進步要靠山寨主義加國家主義”，“學習日本經濟的務實，美國經濟的務虛”，“謹防西方騙我們的錢，謹防西方搶我們的錢”，等等。
事實上，新一代青年對國家戰略和社會經濟發展路徑的直覺和前瞻性思考，已經超出了當代某些主流經濟學家的研究視野和知識儲備，他們由此產生的批判性，并不僅僅源于“青春期的叛逆”。如果對三百年工業發展史的鐵血歷程做一個認真梳理，就會發現，工商業競爭從來都是有國界的。工業強國為了推廣產品、占領市場和榨取資源，用“自由競爭理論”麻痹弱國；而工業弱國如果想變成強國，就要通過非自然手段，往往是利用國家政權強制力量保護市場、培植自身的科技實力，塑造本土企業的強大競爭力。這個道理，早在19世紀，就由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進行了完整闡述，這成為德、俄、美、日等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基本國策支點。相反，亞當·斯密以來的世界主義經濟學，在這個國際競爭基本依靠強力而不是道義的時代，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先發工業國送給后發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的麻醉劑。
在許多“80后”中國年輕人經過反思和學習，都基本看清了這一全球化的真實規則后，并未被搞進“盜夢空間”，而一些大牌經濟學家卻還渾渾噩噩，抱著自由市場的枕頭做全球化大夢，讓人多少感到有些吃驚：莫不是真的被人家搞進了“盜夢空間”？
“80后”的確面臨強大的生存壓力和危機感。“畢業即失業”的就業難題已經成社會弊病。但就業難題并非局部問題，而是由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在全球產業分工鏈條中的位置所導致的國家整體經濟地位所決定的。在由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制造、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零售各個環節形成的產業鏈競爭中，中國僅僅占有利潤最為微小的制造業環節，所謂“制造業大國”很大程度上就是“打工仔大國”。《80后命運書》的分析，在這里視角相當敏銳。
對于善于思考的年輕人，不需要透過什么“看不見的手”或“經濟學的秘密”那些神圣原則來做隔靴搔癢的解釋，只需要常識就夠了。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搞“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這個主流經濟學的大戰略，支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奇跡。但是，在不斷透支資源、環境和勞工成本之后，中國經濟能否通過自主創新戰略，在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中逐漸調整角色，由“打工仔”上升到“小業主”，甚至能變成“白領”和“老板”？這才是亟待反思和解決的難題。
成就經常反身過來，變成進步的絆腳石。在當今中國，“打工仔經濟學”對現實政策和經濟生活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以所謂“比較利益”為核心觀念的“被動全球化”的理論和觀念，在金融危機之后，其主旨已宣告破產，或者僅僅殘留著一張干癟的教課書的表皮。從國家經濟大博弈的視角看，這更像是一種讓后發國家舉白旗的投降理論，它不但讓后發國家的弱勢資本臣服于先發國家的強勢資本，更讓后發國家的勞工成為新時代的跨國奴隸。如，“富士康事件”的出現就是典型的證明。如果讓“加工工業”成為中國先進生產力的惟一代表，并支撐著中國經濟的GDP數字幻覺，進而造成資本對勞動的徹底征服以及勞動者無奈的自虐和自殺，這怎么能夠說服“80后”一代？當看著自己的同齡人甚至“90后”的兄弟姐妹們一個接一個的跳樓，卻讓他們承認，他們是“最幸福的一代”！
中國經濟要轉型，中國經濟學更要轉型。“80后經濟學”的提出是一個信號。實現這一戰略轉型，亟待呼喚中國精神。財富的創造如果失去了中國靈魂，其競爭力不可持續。在和平年代，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就體現在中國企業、中國品牌、中國的跨國公司、中國的金融服務能否全球開花。一定程度上說，中國對內的諸多社會難題的解套，必須由中國對外的經濟競爭的力量體現和勝負結果來決定。眾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