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D·沃爾芬森先生在北京大學做了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女士們、先生們：
我非常高興又一次來到中國，也十分榮幸能夠在北京大學演講。有人告訴我，著名的1919年“五四運動”就起源于這里。在這場運動中，北京的學生－－你們的前輩們－－走上街頭，抗議當時的軍閥政府，在全中國掀起了反對封建主義、推行民主與科學的浪潮。
這是對陳舊思維方式的挑戰，是對多元化的觀點和對科學、知識與學習的呼喚。我認為這兩個主題在今天尤為符合時宜，它們不僅是我作為世界銀行行長的工作重點，也是中國在弘揚“五四”傳統、繼續尋求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議程。
今年初在墨西哥蒙特雷，這一主題在聯合國主持召開的“發展籌資大會”上得到響應。本次會議聚集了各國元首、部長、發展機構及私營部門和民間團體的領導，共同探討和平、安全與貧困之間的關系，探討如何堅定承諾，擴大機遇，擴充資源，實現2015年將世界貧困人口減少一半的目標。
很少有任何議題對長期和平與安全如此重要，但卻又為大多數富國政界所忽視。不論是在會場上，還是在前進過程中，我們的挑戰是要說服政治領袖們為什么這種邊緣主義必須停止。
在蒙特雷會議之后，在達成新的全球發展契約的共識之后，現在是將言語付諸行動的時候了。
蒙特雷會議就認識富國與窮國的共同責任邁出了重要一步：
·發達國家在援助和貿易方面應該做得更多；
·發展中國家應該承諾采取措施，加強治理，制定穩健政策，以便從援助和貿易活動中受益。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實施問題－－怎樣才能最大程度地減少貧困，減輕我們給貧困人口帶來的管理負擔。這意味著不僅要進一步增加援助數額，而且要提高援助的使用效率，幫助受援國進行能力建設以更好地管理發展項目，改善貿易環境以更好地受益于全球化進程。而且，同樣重要的是，要更好地協調援助活動，保證資源不被浪費，保證窮人真正能夠從中獲益。
現在，我們共同行動的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這個獎項比其它任何獎項都值得爭取。僅僅依靠炸彈和軍隊不可能建立一個更加美好和安全的世界；只有具備重新評價戰爭的遠見、勇氣和政治意愿，才能贏得和平。
我們必須意識到，當世界上還存在不公正的社會問題的時候－－不論是國與國之間還是一個國家內部，當世界許多地方的減貧斗爭還未開始的時候，當和平與發展的關系尚未得到認識的時候，我們可以贏得反恐戰役的勝利，但卻不能結束那場能夠帶來持久和平的戰爭。
貧困是我們面臨的最艱巨的長期挑戰。貧困令人不堪忍受、精神麻木，在年輕的心靈與夢想本要展翅翱翔的時候，貧困奪走了他們的希望和機會。
貧困－－可以摧毀一生的前途，使人整日為糊口而奔波。
貧困－－以及與之形影不離的失望，會導致排斥、憤怒，甚至沖突。
貧困－－雖然本身并不一定會導致暴力，但卻會給那些推崇暴力和沖突的人提供思想和行為的滋生地。
中國在減貧方面取得了舉世無雙的成就，你們應該引以為自豪。在過去20年里，中國的絕對貧困人數從2億5千萬降至3千4百萬，對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比擬的貢獻。成績是驕人的，但今天的世界告訴我們這還不夠。
9月11日，人們想象中的那堵將窮人的世界與富人的世界分隔開來的墻轟然坍塌。
正是因為相信這堵墻的存在，相信被分隔的兩個世界的存在，人們一直認為，占世界人口不到20%的富國主宰著全球財富和資源并擁有80%的美元收入的現象是正常的。
其實這堵墻并不存在，也沒有兩個世界，只有一個世界。幾千年來，全球化進程和相互依存的關系一直在發揮作用。
正如我的朋友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說的，一千年以前，科學、印刷術和藝術的大部分思想基礎來源于中國、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而不是西方世界。早在16世紀，偉大的莫臥兒帝國皇帝阿克巴，一位穆斯林，就對宗教寬容和開放發出了呼吁。
這堵墻并不存在。今天，將我們聯系在一起的有貿易、投資和金融，有旅行和通信，有疾病、犯罪、移民、環境惡化、毒品、金融危機和恐怖主義。
摧毀這堵墻的時候到了，我們應該認識到，在這個統一的世界里，貧困是我們共同的敵人。我們必須向貧困宣戰，因為從道德和倫理上來說它令人厭惡，因為它就像一個毒瘤，危及全身而不僅僅是直接受影響的部分。
但是，我們不能盲目應戰，因為我們已經有了通向勝利之路的構想。
去年，在聯合國峰會上，140多位世界領導人同意發起一場運動，從多方面減少貧困。我們共同支持“千年發展目標”，我們承諾，到2015年：
·將每天生活費用不足一美元的人數減少一半；
·保證男童和女童都能完成小學教育；
·消除各個教育階段的性別不平等；
·將兒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將孕產婦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
·控制艾滋病、瘧疾和其他疾病；
·將無法獲得安全飲用水的人數減少一半；
·建立促進發展的全球伙伴關系。
中國在實現這些目標方面已經取得很大成就。在過去10年里，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一半，孕產婦死亡率從10萬分之95下降到10萬分之50，小學入學率升至99%，其中男女比例達90％。
中國使用清潔水的比率從60%升至75%，在保護環境和子孫后代的未來等方面形成了日益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共識，簽定了幾個有關氣候變化、沙漠化和保護臭氧層的國際公約，通過了環境保護法和近400項環境保障措施和條例。
很明顯，中國正在向前邁進。但是，盡管取得了非凡的進步，仍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幾乎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的地區和民族差距都是十分突出的。從大多數指標來看，西部省份和農村地區落后于人，城鄉發展不平衡，沿海地區和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也不平衡。這些差距應該而且也必須縮小，否則，就難以實現基礎廣泛的經濟增長，難以減少貧困，難以在21世紀建設一個平等與穩定的中國。
西部大開發戰略是朝著這個方向邁進的重要一步，新的“國家扶貧計劃”將保證比較貧困和偏遠的地區能夠享受增長和經濟、社會進步，并過上更好的生活。這項計劃的方式更加全面，包括社會發展和以村為單位進行扶貧規劃和資金劃撥的新方法。中國政府鼓勵社區、非政府組織和民營部門參與實施這一計劃的決心令我們深感鼓舞。
這反映了世界銀行積極支持的一條實際經驗：當窮人有能力左右對自己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決策時，發展的速度就會達到最快。
這些都是在減貧和消除不平等現象方面邁出的堅實穩健的步伐。然而，在中國和整個世界，我們顯然還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消除貧困，實現千年目標。這些目標從教育、衛生、性別和環境等多方面入手，去解決一些讓貧困根深蒂固的核心問題。
誰會不同意這些千年目標？誰會拒絕站出來說：為了我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我要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然而，有人自然要問：我們能打贏這場減困之戰嗎？如果無法保證，我們是否還應拿我們的資源作為賭注？
我要反問這些人：我們能輸得起嗎？我們準備作出多大的努力去保護孩子們的未來？我們愿意付出多大的代價，在有生之年使這個世界更加美好？
我們已經注意到，過去20年里，全世界在經濟增長和減貧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來自兩大發展中國家，即中國和印度；同時，東亞其他地區和拉美也取得了進步。但是，還有太多的國家被落在后面，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
國與國之間和國家內部還存在太多的不平等，太多的排斥現象，太多的戰爭，太多的內亂，以及現在的艾滋病問題，這些都有可能使我們過去40年的諸多成績功虧一簣。
而且，這些挑戰在今后30年里會進一步加劇，因為全球人口將增加20億，達到80億，其中新增人口幾乎全部來自發展中國家。
當我們這些國際發展領域的人－－包括國際組織和雙邊機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面對前面的挑戰時，我們也必須客觀謙虛地回顧過去。
對太多太多的窮人來說，冷戰的年代是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年代；是領導人利用人民自肥的年代；是為政治目的而不是發展目的貸款的年代。
我們確實目睹了失敗，看到了政治化援助的后果；我們決不能忘記它的腐蝕性影響。
我們認識到，外部強加的政策不會奏效，各國必須掌握自己的發展命運，政策必須為各國自己所有，由各國自己制定。
我們認識到，任何減少貧困的努力都必須是全面的，沒有可以輕而易舉消除貧困的靈丹妙藥；但是，我們也知道，有些條件可以成功地推動發展：即增強受援國人力資源能力的教育和衛生項目、廉潔高效的政府、有效的法律和司法體系以及組織和監督完善的金融體制。
我們認識到，腐敗現象、政策不得力和治理不善都會使援助失去效力，而以本國為主導開展反腐運動是能夠取得成功的。
我們認識到，削減重債窮國的債務是幫助他們重新自立的關鍵，減債所獲得的資金可以有效地用于扶貧項目。
我們認識到，必須注重為投資和創業精神，特別是小型企業和小農場創造條件。但是，這對于推動有利于窮人的增長還不夠：我們還必須促進對人的投資，賦予他們權力，讓他們作出自己的選擇。
我們認識到，發展的道路是漫長的，它超出了政治周期的范圍，也不能依靠權宜之計－－因為社會對長期行動的共識是推動長期變革最堅實的基礎。
這些教訓和原則應該給予我們勇氣，因為，與以往相比，今天，雙邊和多邊援助機構、政府和民間社會正在攜手支持共同的原則。
與以往相比，今天，一股新風正吹過世界，它將我們的潛力變為真正的發展。
我相信，我們有能力實現這一轉變。通過這種全球伙伴關系，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要為一種建立在道義、經驗和自身利益基礎上的共同責任而團結起來。
我們應當認識到，機會和賦權－－而非施舍－－能使大家受益；只有承認我們是有著共同命運的同樣的人，才能實現長期的和平與穩定。
在這一合作伙伴關系中，發達國家必須做些什么呢？
發達國家的領導人應當抓住蒙特雷會議帶來的機會，為締造一個更加和平與穩定的世界邁出重要的下一步。
首先，他們必須幫助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企業和社區進行能力建設。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傾聽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幫助它們實施具有相關性和真正起作用的項目。
第二，他們必須進一步開放貿易，因為沒有市場準入，貧困國家的政策再好，其發展潛力也不可能得到發揮。
第三，富國還必須采取行動削減農業補貼－－因為它們奪去了貧困國家的產品市場。這些補貼主要用于支持少數農業企業，其中許多都是大公司，而富國每年3500億美元的補貼是其向擁有近50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外援的6倍。
第四，富國必須意識到，即使在貿易和農業補貼方面采取行動，也還有必要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金額（估計每年需要增加400到600億美元才能達到千年發展目標的要求――約為目前數額的兩倍）。我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以及英國財政大臣戈敦·布朗最近幾個月一直在力促這件事，我們非常歡迎布什總統和歐盟最近作出的增加援助開支的決定。
毋庸置疑，我們的工作要有所側重、富有成效－－對此我們都沒有異議。過去，出于政治原因而非發展目的決策已經浪費了太多的資金。
人們對此的理解正在加深。三個月前，在25個富國對2.3萬人進行的民意測驗顯示，絕大多數人支持將減少貧困和貧富差距列入國際社會的首要議程。
幾百年來，我們一直在關注戰爭與和平問題。我們建設了軍隊，熟稔了戰略。今天，我們在一個不同的世界打一場不同的戰爭。
在這個世界里，暴力并不停留在國界之內；在這個世界里，通信技術讓人們更好地了解全球的不平等現象。
在這個世界里，一個地方發生的事情可以影響其他所有地方。
包容、公平感、賦權和反腐敗，這些必須成為我們將來的武器。
發展契約的另一半是發展中國家－－他們必須做些什么呢？
在這個新世界里，發展并不意味著依賴援助，而是要讓發展中國家有機會制定、實施政策，促進經濟增長，吸引私人投資，讓政府能夠投資于人－－即逐漸擺脫對援助的依賴。
發展不是指把窮人視為施舍的對象，而是把他們看作賴以締造一個更加美好、更加安全的世界的財富。發展是指逐漸擴大規模－－從單個項目到大型計劃，不斷充實并加以推廣。例如，在由社區推動的發展項目和小額信貸項目中，窮人就處于解決問題的中心地位，而不是發放救濟的對象。
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就證明了這一點：這項政策通過給予貧困農民農產品生產的決策權，又回到了過去所熟悉的以積極性為基礎的機制上來，在提高農業生產率和減貧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這可能是這么短的時期內最為成功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它告訴我們，當窮人獲得工具和機會來自己制定發展問題的解決方案時，他們會抓住機會，而且常常會做得超出經濟決策者或規劃者的預料。
中國如其他一些國家一樣，并沒有坐在那里靜等別人將發展送到自己的手上。在發展過程中，中國充分發揮主動性，自己決定援助項目怎樣才能最好地支持其工作重點，同時，強調建立適當的制度和體系，保證改革的進度和性質符合當地的具體情況。
在過去20年經濟顯著增長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意識到有些新的改革“領域”是未知的，采取了“邊做邊學”的實用方法，先是試點項目，然后引入改革，再檢驗是否成功，最后加以推廣，而且，如果可能的話，在全國普及。所有這一切促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成功。
現在，中國的改革已進入另外一個未知領域，即向全球經濟開放以及逐漸由民營部門推動增長。此時的挑戰是，繼續未盡的改革（金融部門和國有企業），處理改革的負面影響（國家和地區不平等、預算問題、環境惡化、衛生和教育問題），以及應對加入世貿組織后新的改革挑戰：即在推動創新和變革的同時，加強治理，減輕社會壓力，緩解環境惡化，強化基礎設施。
中國過去的成功因素是農業改革、對世界市場開放以及擴大投資和貿易。現在，這些因素不再能推動今后的增長。未來的成功與競爭力將有賴于提高勞動力和資本的生產率，獲取新的知識，因為在新的世紀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各經濟體互相開放、競爭，知識產業占重要地位。在這種背景下，如果國家穩定，人民身體健康并受到良好教育，就能取得最快的進步。因此，中國必須投資于教育和知識經濟。
雖然與大多數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相比，中國的教育成就不凡，但由于貧困尚未消除，結構性問題繼續存在，收入差距仍在擴大，增長效益的分配不平等，中國仍然面臨巨大挑戰。
盡管中國在提高基礎教育和小學教育的入學率和質量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但在保證同樣水平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還落后于鄰國，而這對于培養一批多才多藝、技能完善的人才是非常必要的，否則，就難以在21世紀的競爭中立足。
令人鼓舞的是，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1）應該保證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有充足的資源－－特別是農村貧困地區－－從而增加人人享受高質量基礎教育的機會；（2）鼓勵體系中最強大的環節提高素質－－特別是城市和沿海地區－－從而盡快實現增長和繁榮。我保證，世界銀行將支持并幫助中國實現這兩個目標。
通過投資教育，中國可以進行人力資源能力建設，以充分利用新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保證每個人都有機會發展自我，促進國家目標的實現，不再為貧困所累。
中國駕馭知識、利用知識推動發展和減少貧困的潛力是無窮的。知識與信息正在成為國際競爭力和全球經濟的關鍵驅動因素。
中國要在這種新條件下競爭并發展繁榮，就必須從生產要素密集型增長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增長，要更加開放，利用主導全球經濟的力量，通過跨越式發展來把握日新月異的技術－－即那些鄰國已經在開發和使用的技術。
為做到這一點，中國需要在發展戰略上作出重要調整，更新并建立新的制度和基礎設施，只有這樣，才能抓住知識革命的機遇。這包括更新法律和金融體系，重視知識產權，教育升級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等等。
其中一個巨大的挑戰，就是要培育良好的環境，將技術推廣到中國較不發達地區那些技術落后的企業。如果外國投資和技術帶動的增長還集中在東部城市，那么其他地方就將愈發落后，已有的地區差距將進一步擴大。
我們正在與中國合作開展一系列活動，包括利用全球遠程教育網絡（GDLN），不僅將北京與亞洲其他首都城市聯接起來，而且還與較小的地區中心聯接起來，如新建成的寧夏中心。現在我們正在努力通過中國發展門戶網，利用GDLN網絡將全中國的市長聯系起來，交流經驗，共同制定戰略，建設規劃良好、服務完善、注重環保的城市。
世界銀行全力支持這一利用“知識經濟”機遇的舉措。我們的作用就像催化劑、輔助者、中間人或聯絡者，我們站在網絡經濟的一個重要交叉點上，將全球的學習機會和投資援助連接起來，促進當地的發展。
我談到了這種合作伙伴關系的兩個方面，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領先者－－其中以中國為例。我相信，與過去50年相比，我們今天可能有更大的機會讓這一伙伴關系的雙方一起努力，完成各自的責任，攜手打贏這場戰爭，建立以和平為目的的新型伙伴關系。
我們需要進一步努力，我們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夠的。
在這個世界里，我們必須教育我們的孩子－－像你們這樣站在我面前的學生－－使他們成為擔當全球責任的世界公民。我們要為多樣性感到欣喜，而非恐懼；我們的課程中體現的應該是理解，而非猜疑；應該是寬容，而非仇恨。我們必須告訴我們的孩子，要敢于接受不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影響，納全球于胸懷。我們必須讓下一代比我們這一代做得更好。
中國發展門戶網 2002年5月2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