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世界銀行及其下屬的民營經濟發展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新公布的一項報告顯示,在過去一年,中國加快了其改革步伐,并在175個經濟體中躋身商業環境改革國的前10名。在全球商業運營活動的便利性排名里,中國位居175個經濟體中的第93位。同時東亞及太平洋區域內的7個經濟體進行了14項改革,旨在簡化企業需要遵循的法律法規及行政約束,減少完成這些程序所需的時間、成本和繁瑣程度。然而,東亞地區在規制改革方面的整體進度落后于除南亞外的所有其他地區,排名由第4位下降到第6位。
據這份名為《2007全球商業環境報告:改革之道》的文件稱,中國實施改革加快了企業注冊和交易,改善了信貸機制,加強了投資者保護,一系列措施使其改革步伐名列地區內第一、全球第四。新修改的公司法使注冊企業所需的時間由48天縮短到35天,并調低了開辦企業所需的最低資本金,由占人均收入的947%下調到213%,大大方便了新企業的開辦。中國還建立了消費者貸款征信系統。現在,銀行在發放貸款前可以通過這套系統查閱三億四千萬居民的信用紀錄。對公司法的修訂強化了對內幕交易的監管,增加了對投資者的保護。新近采用的網上報關程序使進出口通關時間縮短了2天,有利于提高進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然而報告發現,雖然東亞地區是繼經合組織成員國之后商業規制障礙最少的地區,但在過去一年他們的改革步伐落后于除南亞外的所有其他地區。只有不到半數的東亞經濟體在影響《全球商業環境報告》指標的領域進行了一項或多項改革。與此相比,除斯洛文尼亞外的所有東歐國家都進行了改革。
“東亞地區有必要走得更快些。寬松的商業法規能夠帶來更多新的企業和新的就業機會,東亞國家將從中大大獲益,”世界銀行/IFC金融及私營部門發展副總裁兼IFC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克萊恩(Michael Klein)表示。
《2007全球商業環境報告》對175個經濟體的商業環境進行了排名 - 涵蓋的經濟體數目比去年的報告多出20個。按《報告》收集的商業環境指標衡量,新加坡一躍成為2005-2006年度全球商業環境最佳的經濟體,而上年度的冠軍新西蘭由于建筑許可方面法規的復雜化,屈居第二。地區內排名第二的經濟體是香港(中國)(5),隨后是泰國(18)、馬來西亞(25)、蒙古(45)、臺灣(中國)(47)、中國(93)、越南(104)、菲律賓(126)、印度尼西亞(135)和柬埔寨(143)。老撾(159)和東帝汶(174)是地區內排名最低的兩個經濟體。全球商業環境最佳的前30個經濟體依次是新加坡、新西蘭、美國、加拿大、香港(中國)、英國、丹麥、澳大利亞、挪威、愛爾蘭、日本、冰島、瑞典、芬蘭、瑞士、立陶宛、愛沙尼亞、泰國、波多黎各、比利時、德國、荷蘭、韓國、拉脫維亞、馬來西亞、以色列、圣露西亞、智利、南非和奧地利。
該排名以企業在開辦、經營、進行貿易活動、納稅及破產方面遵循的政策規制所需的時間和成本指標為依據。排名沒有考慮宏觀經濟政策、基礎設施質量、匯率波動性、投資者偏好及犯罪率等因素。
東亞經濟體進行的其他令人矚目的改革包括:
越南削減了獲得建筑許可所需的文件和時間,允許雇主對任何類型的工作采用定期合同,方便了勞工雇用。
柬埔寨規定了發放營業執照的期限,將審批時間縮短了66天, 并實現海關現代化,由此出口時間縮短了7天,進口時間縮短了10天。
香港(中國)增加了對內部公司文件接受檢查的要求,提高了透明度,加強了對投資者保護。三座新的邊境大橋投入使用,同時海關文件得到進一步簡化并且可以從網上下載,使得進口和出口時間分別由16和13天下降到只有5天。
老撾施行了新的擔保法,允許企業將動產用于抵押并繼續占有,使企業有更多機會獲得信貸。
印度尼西亞加快了司法部對公司法人申請的審批,將成立新公司的時間由151天縮短到97天。
泰國修訂了征信法,方便了貸款人評估借款人的信用,從而改善了企業獲得信貸的途徑。
與地區趨勢相反,東帝汶停止頒發新的建筑許可,使商業環境變得更加困難。
報告指出,地區內最大的規制障礙依然是復雜的企業開辦程序和昂貴的許可審批。例如,在柬埔寨開辦企業需要經過10個程序及86天的時間。在菲律賓,建造一座倉庫需要經過23個程序和193天,并需花費人均收入的113%,才可以辦理完所有程序。《全球商業環境報告》為決策者提供了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政府規制水平對比、學習世界先進實踐經驗并確定優先的改革目標的工具。
“年度商業環境報告的影響是明顯的。報告已在全球啟發并指導了至少48項改革。事實證明,有規矩才能成方圓。”報告作者之一Caralee McLiesh說。
2005/06年度最流行的改革措施是放松開辦企業的法規。四十三個國家簡化了此類程序,減少了費用,縮短了時間。第二個最流行的改革是降低稅率,減少與納稅有關的行政麻煩,此項改革在31個國家或地區中實施。
不論這些國家進行怎樣的改革,他們都應當自問:誰將從改革中獲益最多?如果改革只能使外國投資者、大額投資者或官僚投資者獲益,那將有損政府的合理性。“改革應紓緩所有企業的負擔,不論它們是小型還是大型企業、本地還是外國企業、鄉村還是城鎮企業。這樣的話,人們就沒有必要猜測下一個就業機會激增的地區將是哪里。任何企業都將有成長機會,”報告作者之一Simeon Djankov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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