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堅階層集體流失？
此前，《南方周末》援引加拿大移民局的數據稱：2009年，加拿大投資移民全球目標人數為2055人，中國大陸的名額就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資起步價40萬加元（約235萬人民幣）計算，僅2009年，即使只按‘門檻標準’計算，從中國流向加拿大的財富至少23.5億元人民幣。”
這一組數據的計算，讓不少國人意識到投資移民引起財富外流的“嚴重后果”。許多網友發表評論認為，這些通過投資移民手段出國的人是“漢奸”、“賣國賊”，也有人認為，富人移民是社會彌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緒所造成的。
然而，事實上，移民并非一個單純的個人決定。這不僅與移民目的國接受海外移民的政策息息相關，也和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例如，金融危機后，許多發達國家為了保障本國公民就業率、發展本國經濟，收緊技術移民政策，放寬投資移民政策，對“不差錢”的中國大陸富豪而言，是一個不小的利好措施；與此同時，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移民政策的變動，港澳地區利用其自身優勢又吸引了不少大陸人士投資定居等。
但更具爭議的還不在此。該文章的另外一組數據稱：“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于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中國面臨著社會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
面對這一種說法，旅美四年的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博士田方萌提出了質疑：中國的人才流失真的有這么嚴重嗎？胡偉略研究員也說，國內發揮人才作用的社會環境越來越好，怎么可以說現在的人才和中堅在“集體流失”呢？
“談及人才流失，人們常常提到另一項指標‘回流率’，即歸國人員占外遷人口的比例。媒體引用的數據屬實，但是記者的解讀方式卻有些誤導。”田方萌對時代周報解釋說，回流率的計算一般以當期歸國人數作分子，當期出國人數作分母，兩者并不是同一批人。由于出國人員數量上升較快，回流率的分母增幅很可能快于分子增幅。如此一來，即使歸國人員逐年上升，回流率也會呈現下降趨勢。
根據美國列文研究所（Levin Institute）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從1996年到2006年，回到大陸的“海龜”增長了五倍之多。另據教育部最新發布的統計數字，200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達到22.9萬人，比上一年增長27.5%；全年留學回國人員達10.8萬人，同比增長56.2%。“也就是說，回流人員的增長幅度已經大大超過了出國人員。還有很多海外人才處于觀望狀態。”
那么，在所謂的“第三波移民潮”中，知識精英的比例又是否有所提高呢？田方萌向時代周報記者提供了另外一組數據：在15歲以上生于中國大陸的美國居民中，2000年有39%具有本科以上學歷，2008年則升至45.4%。“可是，如果比較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頭八年這兩個時間段到達美國的中國移民，我們就會發現高學歷人口的比例幾乎相同，都是46%多一點。也就是說，90年代以后，赴美中國移民的學歷選擇性很強，但新一代移民中知識精英的比例并沒有提高。
“因此，人才外流的情況確實存在，但并不像媒體報道的那么可怕。更何況根據美國移民法的規定，來自任何國家的移民數量，在一年內不得超過全部移民的7%。我們也不必擔心發達國家會無節制地吸收我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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