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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在濟南一家早教中心,父母正在陪孩子一起“上班”。
本報記者 魯超國
作為計劃生育產物的“獨一代”,自誕生,就被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那時候其實我們都忙工作,城市里的90%以上的孩子都是在幼兒園長大的,根本沒條件‘慣養’,現在的孩子才算‘慣養’。”“獨一代”王欣的母親張長文說。
王欣1983年出生,已經有了兒子牛牛,不到2歲,每周游泳一次,去一家幼教中心“上課”一次……這個家庭每個月為他支出費用三四千元。
進入婚育期的“獨一代”,當他們面臨“獨二代”時,面臨就業、養老等壓力時,內心感受又如何呢?
他們誕生的那個年代———
“黨讓干啥咱干啥,肯定沒錯”
53歲的張長文已經退休了,毫無疑問地承擔起照顧外孫的責任。
“牛牛,渴不渴啊,喝點東西。”張長文將奶瓶往孩子嘴里塞。牛牛專心玩著“挖掘機”,扭著頭躲閃著,最后干脆跑開了。
“慢點慢點。”張長文連忙起身跟上去。
這個情景發生在濟南正覺寺小區一棟居民樓家里,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臥室的窗臺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兒童玩具。
房子里還有一個“阿姨”———這戶人家請來的保姆,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幫著做家務,一個月工資1200元。
張長文1981年結婚,正是提倡“只生一個好”的年代。
她姊妹5個,“有兩個的都算少的”,父輩的普遍思想是“孩子越多越有福、越光榮”。
“到了1980年,突然嚴了。”那時候,墻上到處被刷上了“想致富,少生孩子多種樹”、“少生優生幸福一生”之類的標語。廣播里天天講“計劃生育是一項基本國策”。單位有了專職的計生工作人員,大會小會宣傳計生工作。
“那時候,居委會的小腳老太太真是起了大作用了。眼可尖了,誰家媳婦的肚子大了,立馬知道。”老太太們還會移動小腳,健步如飛跑到各家各戶召集開會。
那時候張長文沒有做任何的思想斗爭,思想非常單純,“黨讓干啥咱干啥。肯定沒錯,肯定光榮。”
“也有超生的,城市的很少,一般是沒有公職的,農村可能多點。”在那個擺地攤都遭歧視的年代,“鐵飯碗”被看得很重,“超生”和“離婚”一樣丟人。
“結婚了之后還不能立馬要孩子,單位給你列上計劃,然后拿了娃娃票,才能生孩子。”張長文24歲結婚,26歲生下了女兒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