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注政府的績效評估
作為政府績效管理的一個重要范疇，我國的政府績效評估從無到有且發展迅速。縱觀政府績效評估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初步理論建樹。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學術界薈集了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他們致力于介紹和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績效評估經驗，在立足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對績效管理性質定位和價值取向，對績效評估的內容、方法與指標體系等方面進行研究，形成了諸多難能可貴的理論成果。二是地方政府先行。在績效評估理論推動下，我國許多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門開展了具有首創精神的實踐探索，取得了局部或部分的制度化成就，這其中有福建、廣東、四川、山西等省的政府職能部門，也有廈門、南京、青島、淮南、昆山等地方政府。三是逐步縱深推行。按照國家確定的“先行試點，逐步推行”方略，政府績效評估理論與地方政府實踐相結合，共同推動我國政府績效評估縱深發展，共同導引政府現代化管理走向和公共管理發展方向，從而最終有利于我國政府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和現代化建設。
2006年，隨著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和政府績效管理理念的變遷，政府績效評估在內容、指標、方法和結果應用等層面進展較為明顯。
（1）政府績效管理理念。近年來，政府績效管理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2006年，政府績效管理理念與重心有所變化：側重于建立體現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要求的社會公眾有效參與的政府績效評估制度；側重于提高政府績效、降低行政成本，改進政府工作；側重于建立決策科學、權責一致、分工協調、運行良好的政府管理體制；側重于實現政府管理公平性和回應性基礎上的經濟、社會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2）政府績效評估內容。2006年政府績效評估在以人為本的施政哲學指導下，更加體現了科學發展觀要求，更加切合了政府職能轉換情勢。其內容進一步兼顧到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環境建設等方面的綜合平衡；進一步著眼于政府管理的法定事項和應予履行的法定職責；進一步致力于績效評估方面的政府越位、錯位事項的清理和排除。在經濟、效率、效益等績效評估標準基礎上，更為傾向于增加公平、公開、公信和回應等績效評估標準。
（3）政府績效評估指標。基于以往績效評估指標體系，2006年，地方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也有所變化。側重或增加了社會公平、節約能源、保護環境、地理生態和政府創新等方面的指標。例如，福建省在經濟增長率、恩格爾系數、社會保障率、環境質量指數等指標體系基礎上，又增加了資源消耗指數、高新技術產業化指數等反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指標。又如，北京、上海、云南、內蒙古等省市區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則增加了電子政務、信息化建設等方面指標。
（4）政府績效評估方法。政府績效評估方法的變化表現為，更加注重績效評估的公民導向和結果導向，加大了績效評估的外部評測力度和公民參與程度。例如，福建安溪開展了政府績效社會評議調查；上海徐匯區進行了政府績效群眾滿意度測評；青島市改進了績效管理中平衡記分卡的應用方式；四川綿竹市增大了社會公眾參與政府績效評估的比率；安徽淮南市面向社會招聘群眾評估員，并建立評估人才庫；湖北省財政廳聘請相關專家成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專家庫；湖南冷水江市邀請各界代表對政府進行績效測評，等等。
（5）政府績效評估結果應用。在績效評估結果應用方面，各地方政府基本上放棄了急功近利、不分場合地推行一票否決、末位淘汰等不科學的做法，更為注重將評估結果與干部任用、獎懲和資源配置相銜接。國家層面，中央政府首次提出“獎優、治庸和罰劣”的評估結果應用原則；首次提出必須充分發揮“激勵與約束相結合”的績效評估結果導向作用；首次提出績效評估結果與行政問責制相結合，使績效評估結果成為行政問責的一個基本前提。
2006年，盡管我國政府績效評估整體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在理論與實踐層面均不夠成熟。首先，政府績效評估實踐基本上處于地方政府層級，且缺乏相應的法律與制度保障。政府績效評估在各地各部門基本上限于各自為政，沒有在整個政府層面全面推行，沒有統一的規則作指導；政府績效評估依據僅限于中央政府的報告要求和黨內的規范性文件，沒有更加權威、穩定的法制化與制度化準則。其次，評估指標體系尚不夠科學、不夠嚴格和不夠規范。有些地方仍確定經濟增長為基干的政績指標體系；有些地方的評估指標過多地體現了上級政府的意圖和偏好；有些地方績效指標設定缺乏科學分析，其量化工作不盡合理。第三，還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義。有些地方政府仍將績效評估視為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和時髦做法，不能真抓實干，不能善始善終。
2．實行行政問責制
我國推行行政問責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又是建設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必然要求。近年以來，按照黨的十六大要求，伴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行政問責在理論、實踐和制度化建設等方面均有了明顯發展。當前，我國行政問責制表現出如下三個方面的特點：一是行政問責制從中央到地方次第展開。我國行政問責始于2003年“非典”期間，首先是中央政府對公共衛生、生產安全、環境污染等方面的政府高級官員問責，其后是長沙、天津、重慶、深圳、成都、海南、河北、廣西、甘肅等市與省級政府的制度化構建。二是地方政府制定了行政問責的具體規則。隨著政府管理改革深入發展，地方政府的責任意識、法治意識、服務意識和自身建設日益增強或加強，地方政府開始整章建制，推動行政問責的制度化與法制化。三是行政問責獲得了一定的實踐成效。行政問責制的推行，促進了公共安全、環境治理和社會生產，有利于群體事件的處置和社會矛盾的化解，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執行力、公定力與公信力。
2006年，我國行政問責制在范圍、層級和運行等方面呈現出積極的發展態勢。
（1）問責地區逐步擴大。2006年，有不少地方頒行行政問責規則，實行行政問責的地區有所擴大。例如，廣東福山通過《福山市安全生產行政問責規定》，規范對各區政府及市有關部門相關負責人的安全生產方面的問責事項；山西晉城制定《晉城市行政首長問責制暫行辦法》，對行政首長予以范圍廣泛的行政問責；湖南懷化對市直單位實行行政問責，規定了問責對象、內容、程序和相關保障制度；安徽鳳陽制定了《鳳陽縣縣直機關領導干部問責暫行辦法》，安徽巢湖制定了《巢湖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辦法》，等等。
（2）問責層級逐步提高。2006年，實行行政問責制度的中央政府部門和省級政府有所增加，我國行政問責的政府層級逐步提高。例如，國家公安部制定了《關于加強基層所隊黨風廉政建設的意見》，規定了五種情況下公安基層負責人需辭職的行政問責制度；中國銀監會制定《銀監會工作人員履職問責暫行辦法》，對銀行監管系統工作人員履職問責予以規范；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銀監會共同擬定了《關于加強固定資產投資調控從嚴控制新開工項目的意見》，提出對土地審批、貸款投放、產能過剩行業新項目審批等方面的監管予以行政問責；福建省建立了政府效能建設和行政問責的相關制度，將行政問責與政府績效評估結合起來，等等。
（3）問責機制逐步理順和深化。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建立行政問責制度以后，著力于行政問責制度的真實運行和縱深發展。例如，2006年，深圳市修訂了《行政過錯責任追究辦法》，新制定《實施行政許可責任追究辦法》，在提升《行政過錯責任追究辦法》為政府規章的基礎上，嚴格問責措施，加大問責力度，全面推進行政問責制度；長沙市于2006年1月發布一號文件，在全市范圍內全面推行業已建立的行政問責制度，特別強調在領導班子中配備法律專業人才，推行領導干部任職前法律知識考試制度；重慶市大力促進行政問責制的有效運行，行政問責敢于較真碰硬，并且健全了聽證會等公眾參與方面的程序性機制；四川省制定地方性法規《四川省信訪條例(草案)》，在全國首次將行政問責制與信訪工作結合起來，。
我國行政問責制雖然得以進一步發展，但仍存在較為突出的現實問題，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行政問責制局限明顯。一是問責模式局限于同體問責，這種問責仍然是上問下責，基本屬于行政體制內的監督與追責范疇，人大問責、民眾問責和新聞媒體問責等異體問責制度缺失；二是問責依據局限于層級較低規則，這些權威明顯不夠的規范性文件，在問責范圍、認定標準與懲處尺度等方面的規范內容不盡相同，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三是問責性質局限于懲罰性消極責任，這種問責一般被視為上級政府及其官員對下級政府及其官員某個已知具體過失的懲罰，把政府與官員的責任局限于具體的事件或事故，局限于具體問題的具體錯誤，局限于純粹的懲戒性措施。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行政問責制度化嘗試存在誤區。誤區一是，將行政問責等同于引咎辭職，將引咎辭職功能與適用范圍擴大化，以為對官員問責，就是官員引咎辭職；以為倘能官員引咎請辭，則官員責任概免；誤區二是，將行政問責等同于整肅吏治，不少地方和部門往往將行政問責界定為反貪或者整頓官場秩序，這一點，理論界有一些學者撰文作出了類似的附和；誤區三是，將行政問責等同于問行政人員之責，將問責對象擴大到所有行政公職人員，或者將問責對象界定為除各級行政首長之外，還包括派出機構、企業、事業單位領導人。諸此等等。【摘自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2007中國改革評估報告》】【撰稿人：汪玉凱，杜治洲（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張勇進（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黎映桃（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吳倚天（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