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上世紀90年代商品房開始在城市出現，人們從單位大院悄悄遷出，冷漠的鄰里關系就成為城市生活的一個符號和一聲嘆息。然而近年來，一些新興社區中，鄰里間的走動又漸漸活躍了起來。越來越多的中青年業主在鄰里交往中投入精力和感情，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實踐著對舊日睦鄰關系的溫暖回歸
“城市中的鄰居關系并不都是冷漠的，我們在世紀城改變了這個狀況。”北京世紀城業主、社區論壇總版主朱彤告訴本刊。最近兩年，朱彤所說的改變，發生在很多新崛起的社區中。樓群里的住戶們比以前走得更近了，但卻不是你給我送一碗湯、我給你提一壺水的傳統樣式。
擴大了的家庭生活
2004年4月，在世紀城三期住宅區的下沉廣場上，100個學齡前的寶寶，按照年齡分為七組，比賽爬行、撿球、賽跑及跳高等，這是世紀城業主首次自發舉辦的大型社區活動“社區寶寶運動會”。100名寶寶選手，加上寶寶家長和80位工作人員及圍觀者，現場聚集了三四百人。
此次運動會所有的工作，從拉贊助、編賽程、當裁判到借場地都是由社區論壇中30位積極分子獨立完成的，前后籌劃了一個月。
在這個位于北京城西的社區，有近2萬名住戶，業主多是三四十歲的中青年，職業以IT業工作者、大學教師及媒體從業人員為主。“寶寶運動會”成功舉辦之后，社區陸續開展了消夏晚會、香港集體旅游和足球聯賽等活動，前段時間還剛剛舉辦了一場600多人參加的新年晚會。
朱彤喜歡把此類活動看作是一種擴大化的家庭生活。作為活動的組織者之一，這位忙碌的建筑設計師把大部分的業余時間都花在了上面。所謂關起門來是家，打開門來是園，“下班回來與其關起門來躲在小家，還不如同鄰居一起在大的社區里交往。”朱彤說，是鄰里之間的交往，使社區不止于一處棲身的居所，而真正具有了家園的味道。
社區族群
鄰里關系是社區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西方國家，如今在社會群體研究領域，社區的概念已經淡化了，現在講得更多的概念是族群，即不住在同一個地方，但與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玩樂。
住得近，又因為共同的興趣愛好走到一起，本是一件自然的事。然而城市鄰居間長期的隔膜，使人們對社區族群的印象僅限于居委會下轄的老年書畫組。只是近年，中國大城市的一些社區中出現了真正的社區族群。
以三四十歲外企白領為主要居民的北京金地格林小鎮社區，鄰里關系的互動主要是通過各種主題沙龍來進行。歌華有線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的員工常大軍就是這個小區的業主，他領頭于2004年8月成立了戲劇沙龍，僅40天后就排出了《雷雨》的第二幕。雖然只是20分鐘的短劇，但這群毫無表演經驗的業主們卻格外認真，專門請來國家話劇院的教授進行指導。前不久，他們又把自己排練《雷雨》的故事寫成了劇本并排成了話劇，取名叫《有雷有雨》。業主們每周排練三次，從晚上七點半到十點，在社區會所可容納三四十人的會議室里進行。忘詞笑場以做俯臥撐為懲罰，而社區觀眾們反響亦很強烈，首演時來看的居民擠滿了整個籃球場。剛演完，常大軍就收到很多業主發來的短信，多是興奮之余即刻寫的劇評。
戲劇沙龍只是社區眾多沙龍中的一個，攝影沙龍、烘焙沙龍和出版沙龍等，都在社區里聚集了各自的族群。
玩伴和戰友
比起大型活動和興趣沙龍，北京青年路社區的鄰里交往相對隨意得多。由于業主多是由年輕無子女的夫妻組成，大家經常一起聚餐和出游，每次活動基本都在10人以上。丈夫們熱愛踢球，每周末一次運動場上的“拼殺“已經堅持了近兩年;妻子們則喜歡聚在一起打牌聊天，逛街購物。平安夜，年輕夫妻們還安排了集體特殊節目，上午滑雪，下午卡拉OK。活動參與者之一業主劉立方告訴記者，他與鄰居在一起玩的時間已經遠遠超過了住在別地的朋友。
同樣居住著大量小夫妻的北京望京悅城小區，年輕鄰居間就不僅僅是玩伴這么簡單。2004年3月的一個周日，鄰居們早上6點和往常一樣結伴去爬香山，一邊玩一邊商量小區的公事。回來之后，大家按照商定好的做法從家里拿來扳手及螺絲刀，拆掉了小區里的車位鎖。原來，在望京悅城小區，停車位緊張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2003年12月份，公交聯合公司卻公然占用了小區公攤面積規劃的525個車位，打算轉租給小區業主。業主認為不合理拒絕租用，公聯公司就給車位裝上了車位鎖，阻止業主入位停車。業主自行拆鎖的一幕，就是在有關機構調解未果的情況下發生的。當晚雙方的沖突，在警方的介入下，以業主的勝利而告終。
望京悅城的一些居民，自2001年入住后就自發地進行著維權活動。在維權的過程中，大家逐漸發現個人力量的渺小，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個20人的維權小組。“大家的感情如戰友一般，”小組負責人胡光瑞對本刊說。小組成員每周定期開會，此外，經常不定期聚餐，周末的時候爬山或去內蒙古的草原玩，繼續發展“戰斗”中結下的情誼。
“傳統的鄰里關系是互助性的，”城市社會學研究學者于海認為，目前城市新興社區里出現的鄰里關系回暖現象，與傳統的鄰里關系最大的不同，便是更加注重精神需求。在以平房街道社區為主的居住時代，誰家有點什么事情，大家都會彼此幫忙，相互關照。直到80年代后，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各種專門的服務機構相繼建立，這種傳統的互助性的鄰里關系才慢慢被取代了。
于海認為，不同收入和階層的人對社區的依賴性不同，經濟條件越差的居民越需要鄰居負起更大的社會責任，而經濟條件較好的居民更需要的是有共同志趣的鄰居，而不是物質性的給予。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孫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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