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干不下去只有‘逃’”
——求職者應正視一線城市的“擠出”效應
鏡 頭
32歲的苗新慶，在深圳奮斗10年后，帶著妻女回到了內蒙古呼和浩特。
“我是真的‘逃離’，實在干不下去了，只有‘逃’。”苗新慶10年前大學畢業時曾有兩個選擇：到內蒙古某縣級市民政局當公務員，月薪700元；到深圳一家家具企業做銷售，起薪1600元。“當時就覺得700元實在太少，如果能有1000元都會老老實實地做公務員。”而那時，深圳在苗新慶腦海里，是一個到處有機會的地方。
事實上，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苗新慶干得就不順利，總也完不成任務。連拿了三個月底薪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主動辭職又找了份工作。“后來就是頻繁跳槽，我發現自己根本不適合做銷售這類對個人能力要求比較高的工作，但做管理，如果和老板沒有很深的交情，也很難坐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工作10年，苗新慶的工資最高曾到5000元左右，且不太穩定，而此時深圳的房價已漲到上萬元，已結婚生子的他租住在城市邊上的舊房里，為不斷上漲的房租和孩子的奶粉錢發愁。“我發現自己能力其實很平庸，在深圳很可能一直干不出來，年紀再大說不定連份穩定的工作都找不上。”
去年春節回內蒙古老家，他動了離開深圳的念頭。“我的中學同學現在月薪基本能達到4000元以上，連我媽作為一名退休老師的養老金都有近3000元了。”
專家解讀
許召元認為，一些人被迫“逃離北上廣”，實際上是受城市的“擠出”效應影響。
今年4月，零點研究咨詢集團進行的“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流動意愿調查”結果顯示，如果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近半數城鎮居民將北京、上海和廣州作為首選。 “在一段時期內，一線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產資料、社會資源，擁有絕對的發展優勢，由此帶來人才‘集聚效應’。與此同時，社會競爭加劇，‘擠出’現象也就在所難免。”許召元說。
許召元認為，一方面，年輕人要正視這種“擠出”效應的存在，認識到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要堅持留在大城市發展，必須對競爭的激烈性和殘酷性有必要的心理準備，同時要抓住一切機會努力豐富自己的知識和技能，提高自我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也要在加強城市包容性上多做文章，既為高素質、高技能人才創造發展環境，也要為低學歷、低技能的年輕人提供生存條件，畢竟城市發展需要多樣化人才。
任遠表示，“擠出”效應不僅反映社會競爭激烈，也說明一線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還有“進步”的空間。比如進一步優化創業環境、吸引人才；再如從更大層面上實現智力資源的暢通流動和循環。以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為例，可以跨區域研究中心等方式，使一線城市上海的人才能方便地在其他城市工作，也能隨時使蘇州等城市的人才到上海來工作，讓各類各層面的人才隨時隨地發揮最大價值。
④ “最怕高不成低不就”
——理性、多元的擇業觀有助于青年人自我價值實現
鏡 頭
7月6日，中國礦業大學應屆畢業生陳嘉陵登上了前往包頭的火車，準備到當地一家合資煤礦企業報到上崗。這并不是小陳唯一的就業機會，三個月前他還接到過北京某研究機構的“錄取通知書”，但經過反復對比，小陳最后還是放棄了北京，選擇包頭。
“選擇包頭，是因為待遇高，發展潛力大。”陳嘉陵告訴記者。北京研究機構工資低，雖然代交社會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三險一金”，但不給編制、也不能解決北京戶口。而包頭公司在試用期的工資就能達到5000元，“三險一金”全上，落不落戶由自己定。“最關鍵的是崗位與所學專業對口，作為應用類學科的學生，能夠學以致用，讓我覺得更能實現自我價值。”
記者問：“大學生工作好找嗎？”陳嘉陵說：“這不僅看各人的能力，也要看各人的態度。”他告訴記者，他的大多數同學和他一樣，已經找到工作：“選擇安逸的，就在徐州當地或者回老家就業；不怕吃苦的就到各個礦區去工作，雖然工作條件艱苦，但肯定會快速發展。找工作最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既吃不了苦，又不想在平凡崗位上默默無聞，有些同學工作至今仍無著落，大多是這個原因。”
專家解讀
青年人到底該選擇一線城市，還是二、三線城市呢？任遠建議，青年人不管是“逃離北上廣”，還是堅守“北上廣”、“奔向北上廣”，都應該建立在對城市環境和自身發展的理性選擇基礎上。
他說，陳嘉陵的選擇，體現了當代青年擇業觀的理性和多元化。過去那種“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一心往一線城市奔的擇業觀開始松動，發展機會、收入水平、社會福利等成了青年擇業時綜合考慮的因素。理性的、多元化的擇業觀有助于青年人自我實現。創業明星馬云沒有堅持在一線城市上海發展，而將創業和發展的地點選在二線城市杭州，正是出于對自身發展的理性判斷。
任遠認為，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推進的過程中，城市間的競爭日益增強，這有利于為不同地區的青年成長創造更加公平的發展環境。去或留的決定，都是青年人經過理性思考后的選擇，都應當得到尊重，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們的決定。對于外來移民，城市不應設置排斥性規則，對于有遷出意愿的人，也不應設置遷出障礙。無論是“逃離北上廣”，還是“奔向北上廣”、“堅守北上廣”，都有助于推動城市間人才流動，有利于人才的合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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