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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一場針對官員的治庸風暴席卷武漢。武漢市“治庸辦”暗訪了該市14家職能部門，發現上班遲到、上網、玩游戲、炒股、聊天和脫崗等現象29起(4月28日《新京報》)。
自從有了官場，也就有了“治庸”，這樣一個老話題擺在面前，很容易讓人審“庸”疲勞。近些年，全國一些地方屢掀“治庸風暴”，究竟取得了多大實效，恐怕也只能是一本“糊涂賬”。說到底，“庸”只是其“標”，“臃”才是其“本”，要想“標本兼治”，既要堅持“治庸”，更要先“治臃”。
不妨思考一個極簡單的問題：那些“庸員”們為什么有那么多閑暇，得以做到“上班遲到、上網、玩游戲、炒股、聊天和脫崗”？假如機關人員足夠精簡，假如工作負荷量足夠巨大，逼得他們團團轉還忙不完，又怎能“庸”得起來？顯然，這是因為機構臃腫、冗員過剩，幾個人去做一個人就可以做完的事，自然就顯得“精力過剩”。可見，“臃”是因，“庸”是果。
當然，如果進一步追問：“治臃”又該如何下手呢？遺憾的是，比起“治庸”的暗訪、曝光、問責等手段，想要“治臃”就更為復雜許多。這其中，既涉及到機構、編制、用人等體制問題，也涉及到一些更深層的“潛規則”。比方說，一些僅憑關系背景混入機關的人，缺乏基本的知識和能力，這活兒提不動那活干不了，卻沒辦法開除或辭退他們，只能再另外招人來干活，自然會沉淀下一批“庸員”，但誰能拿他們怎樣呢？
正因如此，假如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機構臃腫、冗員過剩的深層問題，那么，對于各地不時掀起一陣風似的“治庸風暴”，外界似乎也只能停留在一種消極態度上：“贊同，支持，卻并不看好。”(浙江 宣華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