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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理解婦女權益 建立受理婦女維權訴求機制
關鍵詞： 婦女 權益 保護 深化改革 維權 機制 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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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專設一節談創新社會治理體系。其中強調社會治理要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制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
那么，婦聯組織在依法進行社會治理中可以發揮什么作用？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慧英。
記者：目前我們國家維護婦女合法權益的法律應該說越來越健全，但損害婦女權益的事情仍然時有發生。您覺得主要原因有哪些？
李慧英：婦聯系統專設維權部，其功能就是要維護婦女合法權益。可以說，維護婦女合法權益就是依法治理的具體體現。我們常常提到婦女問題，確切地說，絕大多數的婦女問題都是婦女的法定權利被剝奪導致的問題，隱含著國家法與民間法的直接沖突。在國家法中強調男女平等和自主選擇權，1980年代的《婚姻法》規定：“登記結婚后，根據男女雙方約定，女方可以成為男方家庭的成員，男方也可以成為女方家庭的成員”，“子女可以隨父姓，也可以隨母姓”，已經體現了工業文明的基本理念。而在現實生活中，依然保留著男女有別的農耕社會的性別觀念，在很多人看來，婦女結婚必須嫁出去，該走不走，就是和村民爭資源。國家大法與一些部門政策也存在著矛盾。憲法將男女權利平等視為基本原則，而在教育、就業、提干中，女性往往受到更多限制和排斥，“寧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的現象比比皆是，女大學生受排斥并不是因為她們的能力，而是因為她們的性別。
記者：那么，您認為在創新社會治理體系中婦聯該如何進一步維護婦女合法權益？
李慧英：婦聯如何維護婦女合法權益，首先要搞清什么是婦女的合法權利，什么是侵犯權利的行為，有哪些表現形式。“權利”的提法，我們并不陌生，我國男女平等的公共政策中都會提到權利，但怎么認識權利的含義似乎又似是而非。比如，2011年年底，國務院法制辦網上征集對《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條例》草案的意見，該條例規定了女職工的勞動禁忌，如，女性不能從事礦山井下作業。專為女職工設置勞動禁忌，對于政府來講本意是保護女性，減少女性工作的風險和危險。該條例征求意見時，這一條卻遭到了中國婦女研究會和很多婦女學者的反對，她們認為這種規定實際上是一種性別歧視。理由是現在的就業不再是一種強制性的就業，個人要無條件服從組織安排，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現在是一種自主選擇性的就業，個人既然可以選擇自己的就業，就應該把就業權交給就業者個人，如果硬性規定勞動禁忌，就等于關閉了一些就業機會，女性就沒有辦法根據自己的意愿來做選擇，個體的選擇權和機會平等權就受到限制。
其次，婦聯維權部門要受理婦女的維權訴求，不應當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應當說，很多婦女的維權訴求都屬于多年得不到解決的老大難問題，而且隨著各種利益與權力關系的縱橫交錯，解決起來難度極大。如果因為老大難就拒之門外，不聞不問，不予受理，就是婦聯在社會治理中的失職，就是對于違法行為的默認和縱容。婦聯系統要遵循《決定》的要求，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從而及時發現婦女的需求和急需解決的問題，對于各種問題進行分類和整理，甚至對于疑難問題進行試點摸索對策。可以說，婦女投訴的問題，應當成為婦聯依法治理的重點。
再次，婦聯要積極推動政府解決婦女權利受損問題。婦聯是群團組織，是黨和政府聯系婦女群眾的橋梁和紐帶。雖然婦聯的宗旨是維護婦女權益、反映婦女利益訴求，但它不是一個決策機構，不能制定公共政策，不能直接進行公共事務管理。承認婦聯的局限性，并不等于婦聯無所作為，而是為了找準自己的位置，發揮婦聯獨特的作用。與其他的婦女社會組織相比，婦聯是最容易影響政府決策的群團組織，也是最能得到政府信任的婦女組織。婦聯在人大、政協都有一定的常委指數，可以直接提交提案議案，甚至促進性別平等的公共政策出臺。
在這方面，深圳婦聯走在了前列。2012年6月28日，深圳市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在我國性別平等立法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和開創性價值。第一次出現了性別歧視的界定，同時，確定了受理和辦理投訴的機構，消除性別歧視的行為。由此，開啟了我國反性別歧視立法的先河。它的重要作用在于，提高了違法的成本和法律的權威性，保證性別平等立法的效力。《條例》還強化了政府部門推進性別平等的責任，凸現了政府部門的責任，借鑒各國的成功經驗，大大拓寬了政府部門的責任范圍。經驗證明：已經實施反歧視立法的國家，赤裸裸的公開的歧視行為普遍得到遏制。(本報記者 宋利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