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人眼中，科技工作者是讓人羨慕的——國家重視、社會地位高。“但實際上，科學界的貧富差距也很大。”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劉華杰說，國家對科研經費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頭”現象在科學界卻越來越普遍。
劉華杰告訴記者，某些著名學者特別是院士，在學術界有一定身份，很容易就拿到重要的科研項目。但他們自己根本沒那么多時間去做具體研究，就會把項目分解發包出去給別人做。“這些學者往往還會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
據介紹，在個別名氣較大的學者中，甚至出現了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情況——今年負責項目審批和經費發放，明年又會參加項目申請。這樣一來，科研的資金就永遠在幾個人中流轉，這些人幾乎把持了他們所在學術領域的絕大多數科研資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這一領域，只能給這些著名學者“打工”。
在本次科技工作者權益保障狀況調查報告中，有這樣一個數據讓人吃驚：64.3%的科技工作者用了“嚴重”一詞來形容現在的學術不端行為，僅有12.3%的人認為學術不端行為僅是個別現象。
“并不是科技工作者自己愿意做出不端行為，他們都是被迫的。”劉華杰說，現在的體制下，國內的科技工作者很不容易出創新成果。體制要求科技工作者在科研的每個階段都要有成果，但實際上很難做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科技工作者只能想辦法，例如降低標準發表論文等。
“我們不是不應該向西方學習，但現在的問題是學得‘太快了’、太表面化了，根本沒學到精髓。”劉華杰說，我國社會的各項指標還沒有達到西方的水平，所以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改革才會出現種種怪現象。“改革的動機是好的，但方法不得當、不配套，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效果并不理想。”
“總體來看，我國對科技領域的用人體制改革是不太成功的，但科技體制改革沒有回頭路，必須進行下去。”劉華杰說，因為現在還沒有一個更好的辦法，我們應該容忍一時的失敗，逐漸摸索好的方法。（李松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