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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08日15:17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端方（1861～1911）

清末大臣，金石學家。滿洲正白旗人，字午橋，號陶齋，謚忠敏。光緒八年中舉人，歷督湖廣、兩江、閩浙，宣統元年調直隸總督，后被彈劾罷官。宣統元年起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入川鎮壓保路運動，為起義新軍所殺。著有《陶齋吉金錄》《端忠敏公奏稿》等。

1911年11月27日，清末重臣、滿洲翹楚端方客死四川資州，死因為新軍嘩變。同時遇難的，還有隨端方赴川的六弟端錦。

職位最高的犧牲者

是年12月23日，民軍代表將端方兄弟的首級“置之西油盒中”，傳之武昌，請黎元洪驗看。隨后，其首級被游街示眾，鄂省商民“聞其首級解到，紛紛鼓掌，路過街衢時，商民圍觀，幾同異寶”。有文士頗為惋惜端方之死，見首級而誦《后赤壁賦》：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清末四大能臣，時人臧否，稱“岑春煊不學無術，袁世凱有術無學，張之洞有學無術，端方有學有術”。四大能臣中，張之洞于1909年病逝，岑春煊、袁世凱、端方在皇族內閣成立前后先后下臺，紛紛退隱。

1909年，端方出任直隸總督僅數月，就被人參以辦理孝欽后（慈禧）陵差（即慈禧太后喪葬事宜）不敬而被革職。參奏端方的，是李鴻章的孫子李國杰。李國杰稱端方私自遣人給葬禮拍照，“全無心肝”，并在風水墻外安設電線桿，破壞風水。

1909年，以袁世凱和端方的撤職，標明了晚清的政治走向，是朝野合作的改革共識徹底破產，臺上是皇族唱戲，臺下則四方鼎沸，黑云壓城城欲摧。

如果不是1911年川鄂保路運動風起云涌，端方的政治前途，或將在1909年終結。鑒于端方曾任職川鄂，并有顯赫政績，清廷在1911年又起用端方。于是，辛亥年添了一員職位最高的犧牲者。過后，曾有人為端方抱屈，辛亥年“荼毒”四川的趙爾豐、“屠殺”革命黨人的鄂都瑞澂當死未死，“溫和”的端方不當死，卻無故冤死。

端方喪命于亂刀之下，身首異處，暴尸郊野。但關于端方因何而死，卻爭議頗多。

死因一：勤王遭拒

該說法出自端方家丁。端方死后，其家丁逃回北京，向端家匯報稱：

“欽差（在資州）正擬進省，忽接由省發來的急電，謂北京失守，兩宮出狩陜西，有旨令午帥（端方）率領鄂兵由陜赴晉勤王。午帥當時向各兵演說，預備北上。兵士反對勤王，因此大嘩”，造反兵士互相煽動，并殺害端方兄弟。

此份報告，由端方家人轉呈朝廷，清廷據此發出嘉獎并追贈端方太子太保，謚忠敏。

端方家丁的說法，稱其銳意進剿（保路運動）、并在革命后積極回京護駕。這與事實有不符之處。端方對進四川進剿，本身持懷疑態度。9月7日，“成都血案”發生。9月10日，朝廷急命在湖北的端方帶部分鄂軍赴川進剿。端方從漢陽出發，一路上磨磨蹭蹭，走了兩個月，11月13日才到四川資州，并在此停留了十四天，既未進剿，也未北上勤王。

辦事雷厲風行的端方，面對保路運動，奉行“拖”字訣，與其政治態度不無干系。端方曾考察歐洲諸強國現代改革，對于鐵路國有“洋商包工”，向來持反對意見。而主剿派在鐵路問題上則持強硬立場。兩難之際，端方只有“拖”，“拖”到朝廷退步。這一“拖”，卻迎面撞上了革命。

端方家丁還提到了“兩宮西狩”、“有旨勤王”一說。這一說法，難免使清廷附會庚子事變中端方所為。庚子事變，兩宮出奔，端方自陜西奔赴山西接駕，危難之際見忠臣。由此端方的仕途扶搖直上，十年之間數任封疆，并出洋考察各國憲政。

死因二：進退失據

端方死后一個月（12月26日），有立憲派傾向的上海《申報》報道：

“（端方）得京電（應指辛亥革命），隱秘不宣，軍士鮮有知者。及川東民軍反正，日與偽都督趙爾豐激戰，端乃調鄂軍援助。……趙兵敗，重慶等處悉為民軍占領。端遂奔資州。”隨后，鄂軍在資州嘩變，“軍中亦頗有以端為奇貨者”，遂殺之。

曾在端方所部的鄂軍士兵陳文斌回憶，和上海《申報》的報道大同小異，但是陳文斌回憶提到了一種補充性的說法。陳文斌稱，端方在聽說革命消息之后，曾謀劃在四川響應各省獨立，或退守西藏靜觀其變。

民軍方面關于端方死因的報道或回憶，提示了端方在資州的尷尬處境，進不能攻，退不能守，謀劃獨立,軍隊卻不聽令。這一說法，可能與歷史實情吻合。至端方死這一天，也就是11月27日，重慶與川東許多城市已宣告起義，省會成都的獨立也在旦夕之間。當此之時，端方或有可能與隨同官兵商量過靜觀其變一策。

第三方：

一份旁觀者的說明

端方死后十天，上海《子林報》轉《重慶訪函》報道：

端方聽說武昌革命之后，對其部署稱愿回滿洲效忠清廷，但目下無賞銀，需至西安才能付，兵士由此奔散。端方在途中為革命士兵所殺。

兵士鬧餉，端方立字據一事，也可由與端方隨行的六名轎夫佐證。事后，這六名轎夫向官府報告稱，“大帥欲上轎回湖北”，遂被殺。

《重慶訪函》的報道與端方轎夫的報告中，關于端方之死的差異，是去向問題（湖北或者北京）。此時，湖北已經光復，轎夫對于端方去向的說法，或為回憶不確。

《重慶訪函》與轎夫回憶，是關于端方之死的旁觀者說法。與家仆和民軍的說法相比較，較少個人因素與政治立場分歧造成的誤區。這種說法，提示了端方在聽聞武昌革命之后的選擇。根據端方死因的三種說法，端方之死的真相，可能應如下：

端方率鄂軍（大多為新軍）進入到川東資州，在進退兩難之際，或許已聽聞兒女親家袁世凱出山組閣。于是，端方許諾重餉以說服鄂軍士兵從其北上，但鄂軍聽說革命已成便欲回湖北。端方不得已，棄軍北還，途中為革命兵士所殺。

無論端方死于何種狀況，都是一個歷史的誤會。辛亥年，端方的立場，與在野的立憲派是一致的。而在辛亥年的選擇中，端方之所以想北上，不僅是其家眷在北京，更可能是希求在皇族內閣之外重新創造一番立憲新天地。不幸的是，作為滿人中的能臣，在“種族革命”的氛圍中，端方不可能獲得鄂軍（新軍）的支持并隨其北還。更悲劇的是，由于其“異族”身份，遭受了革命士兵中極端分子的殘酷報復。

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在該年如此評論這一事件：“他是滿人，但屬于滿人中之佼佼者。……野蠻殺害端方，引起人們普遍的譴責。”

事實上，“普遍的譴責”并沒有到來。端方之死與清末失敗的立憲運動一樣，很快在革命的大潮中被淹沒并遺忘了。

本文撰寫時參考了張海林所著《端方與清末新政》《端忠敏公奏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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