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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25歲的華為員工胡新宇加班過度猝死、37歲的上海中發電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南民因突發腦血栓去世……
曾幾何時，國人還是以旁觀者心態評論著的鄰國日本的“過勞死”現象，如今已在我們身邊蔓延。“過勞死”不僅僅威脅著在生產線上勞作的普通工人，目前還呈現出向高科技領域、“白領”階層蔓延之勢。
潘潔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關注，主要是因為很多人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輿論空間里彌漫著無奈、憤慨，更有一種真實的焦慮。在微博上，有網友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是什么樣的工作值得讓人獻出每天18個小時，卑微地趴在案頭，盯著Excel上冰冷的數字，然后不明不白獻出自己和家人的希望？”
在位于北京的某跨國IT公司工作的程序員周明（化名）平時工作強度也很大，有時為了按時把程序交給客戶，加班到次日凌晨很平常。他告訴本報記者：“現在自己每天都感到很疲勞，真的感覺像黑磚窯里的童工，不停地干呀干，不同是我們的‘磚窯’是寫字樓的格子間。”
據智聯招聘調查顯示，職場人士中，48.6％表示自己壓力很大，72.5％表示工作壓力已經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其中近六成懷疑自己有輕微抑郁癥狀。網友mili2010在外資銀行工作，她告訴本報記者，由于工作壓力大，晚上會做一些噩夢，夢到從很高的地方掉下來，或者夢到高考、追殺等場景。有一次夢到第二天要交的作業始終沒有辦法完成，極度崩潰后突然間醒來，發現原來還在上班。
既然過度加班讓白領們如此疲憊，為何還要拼命加班？本報記者遇到的大部分受訪者給出的答案是，如今的就業形勢很不樂觀，找到一份讓許多人艷羨的工作已經很不容易，如果連加班都不樂意，萬一被開除怎么辦？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胡守鈞教授向本報記者指出，由于競爭激烈，年輕白領要每天加班才能保住這個飯碗。很多人更是積極主動加班：其原因在于怕在與同事的競爭中處于下風，從而影響自己的事業發展。正像網友們無奈感嘆的那樣：“如果溫飽不愁，哪個傻子會拿著自己的性命去換工資”，“房價飛漲、物價上漲、壓力山大、前途未卜，逼著我們拿青春換取面包！”
同時，一些企業有意無意地采取一些對勞動法的規避手段也造成加班現象嚴重。
根據《勞動法》，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企業如果有違這一工時制度，需要經勞動行政部門批準，并且每日加班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并且必須支付加班工資。而現實情況是，一些企業安排給員工過度的工作量，客觀造成企業從不或很少安排員工加班、但員工如果不自己加班就沒法完成工作任務的狀況。
遠離透支生命的職場灰文化
緩解白領群體普遍的“過勞”現象，一條有效途徑在于制度的完善。
目前我國法定的職業病目錄有10大類115種，“過勞死”并不在其中。
而鄰國日本，從1994年就開始對“過勞死”進行法律干預。死者家屬可以通過司法途徑向用人單位索賠。2001年底，日本又對“過勞死”相關法規提出修改建議。比如，判斷雇員是否因工作過度而死亡時，過去只考察雇員死前一周的工作情況，新規定則考察在最后的2至6個月里雇員每月加班是否超過80小時，以此作為判斷“過勞死”的依據。
而中國新頒布的《工傷保險條例》雖然對工傷界定作了調整，但只明確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因為突發疾病死亡的，在48小時之內搶救無效死亡的職工可以視同工傷。針對“過勞死”的規定仍處于空白。
“要有立法。”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全興向《國際先驅導報》指出，因為沒有法律規定，勞動部門沒辦法監察。
除卻法律對勞動者的保障，職場中的人們也必須面對現實，從現實出發，適時調整個人的狀態，做出自己的選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心穩指出：“作為過勞死高發群體的個體，對是否加班和調節自身健康狀況，應該有一定理性的思考和認識。”
雖然白領們沒有企業家們的大抱負，但也有小夢想。為了自己的夢想，他們身陷繁華都市，在擁擠的地鐵公交里努力找一個立腳之地；埋頭在寫字樓里，面對著電腦一坐就是一天，忘記窗外是雨是晴；穿行在城市的車水馬龍，卻忘記春天是什么模樣，鳥鳴是怎樣動聽。
針對這種情況，財經評論人易鵬最近在微博上發出“珍愛生命，遠離四大”（“四大”指包括普華永道在內的全球四所頂尖會計師事務所）的呼吁，希望人們遠離那種不愛惜身體、透支生命的職場灰文化。或者，“商務樓里的黑磚窯童工”們應該聽聽在與癌癥頑強抗爭一年零三個月后、于4月19日去世的32歲的復旦大學青年女教師于娟在日記中留下的一段話：“在生死臨界點的時候，你會發現，任何的加班，給自己太多的壓力，買房買車的需求，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時間，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買車的錢給父母親買雙鞋子，不要拼命去換什么大房子，和相愛的人在一起，蝸居也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