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時代的邊貿演變
與朝鮮平安北道首府新義州只有一江之隔的丹東，是中朝邊境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對朝邊貿可以回溯到清光緒年間。
據遼東學院韓朝經濟與文化學院副教授沈曉丹介紹，1882年，清政府即開通了丹東港與朝鮮等國的通商貿易，并于中江臺(今丹東市九連城馬市)和朝鮮境內的蘭子島開辦了中朝邊境易貨貿易。民國初期到偽滿期間，中朝邊境貿易也逐年增長。到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中朝邊貿雖有進一步發展，但由于當時的遼寧省政府尚未設立邊貿或外貿機構，中朝邊貿仍按建國前的方式進行，直到1951年7月因朝鮮半島戰爭而停止。“文革”期間，邊貿再次中斷。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1981年9月，經國務院同意，中朝邊境貿易得以恢復。曾經做過丹東市政府副秘書長與財貿辦主任的姜萬發說，在計劃經濟時代，對外貿易都是國家出面，發生在國與國之間，負責貿易的是國家外貿部門。丹東在“文革”前就已經有了邊境小額貿易，但仍是地方政府行為，操作者是遼寧省邊境貿易公司，獨家經營，朝鮮的平安北道鴨綠江公司與之對接。后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放開了，民間貿易才真正開始，并漸漸變成中朝邊貿的主體。
姜萬發回憶，在放開前，地方做的邊貿也都是小額貿易，真正大額的由國家直屬外貿企業來完成，即使是遼寧省也不過是為大貿“拾遺補缺”。而那個時期，貿易產品無所不包，中國進口的主要是朝鮮的液化氣、農副產品、礦產品等，是一種易貨貿易。改革開放之后，中朝邊貿在一個時期內也是以易貨貿易為主，現在則已形成易貨貿易與現匯貿易相結合的局面，已經可以用歐元、美元或人民幣結算。
從吉林延邊到遼寧丹東，中朝邊境或是一江之隔，或是陸路相連，沿著鴨綠江邊往入海口的方向走，黃金坪島的一部分，朝鮮修筑的國界鐵絲網就已經豎在了丹東新區的馬路邊上。
遼東學院朝鮮半島研究所所長滿海峰說，這種地理之便為中朝民間貿易的進行提供了便利。上個世紀80年代，商品意識較強的中國南方一些地區的商人就曾跑到丹東來做對朝邊貿；90年代中韓建交后，一些韓國人也來到丹東，雖因政治原因無法直接與朝鮮對接，通過中間商人也在做對朝貿易，丹東的邊貿市場“越做越好”。
與解文強的公司規模相當的有關對朝貿易的公司，在丹東已有四五百家，但在一位要求匿名的資深對朝投資人士王先生看來，丹東還沒有真正上規模的邊貿公司，而由于朝鮮內部經濟環境使然，現在中朝邊貿實際上還不是高潮期。
“必須對它了解透”
上述那位王先生曾長期在丹東市政府部門任職，后下海成立了一家國際貿易公司，專做對朝投資與貿易，有著長達20多年的對朝工作經驗，常年奔走在丹東與平壤之間，是地地道道的“朝鮮通”。在他看來，盡管朝鮮充滿著商機，可以賺錢的項目也有很多，“如果有資金有實力，并認真研究的話，確實可以賺錢，但不太適合小企業去做。”
至今，王先生在朝鮮還有龐大的資金未能收回，這都是發生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幾筆投資，或是債款被長期拖欠，或是企業被關停，很是讓他狼狽。他曾向有關部門建言：“中朝兩國能否成立一個特殊機構，以保證企業間的貿易順暢進行？”
3月1日，丹東華商海外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王亭戈還曾跟朝方做過一個談判，是黃海南道的一個礦山，朝方說一年可以提供10萬噸鐵礦石，看誰有投資興趣，“我就問他有船沒有，想通過哪個碼頭來運輸，有多少輛車，這些環節我都要搞透。決不是不相信他們說的話，但有時候他們的確想不到那么多。”
在王亭戈看來，盡管丹東的對朝貿易做得“越來越好”，但“從過去到現在都有不規范之處”。原因多種多樣。如對商業行為的認識程度不同；朝鮮國內基礎設施的狀況也是一個客觀限制。
“比如雙方簽了合同，按照合同，一個月內要給我提供1萬噸鐵礦石，遇到雨季，他們道路橋梁的情況與運輸能力決定了沒法完成這個約定，會形成一個客觀的違約，在這種情況下，起訴或正規索賠根本做不到，只能去體諒。”他說。
王亭戈說，想做對朝貿易或投資，“一個前提是，必須對它了解透。”
他向本刊記者介紹說，2002年朝鮮宣布成立新義州行政特區時，中國的一些企業對朝投資就缺乏理性，“爭先恐后要進去，搞礦產，搞百貨商店，搞批發，盡管有些成功了，但事實證明，很多的確失敗了。”
即便如此，長期經營對朝貿易的解文強還是堅持了下來，并且至今信心十足，“那些倒掉的，是因為沒有堅持。”他說，“只要中朝友誼大橋不關，我們就能找到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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