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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讓“濕地”保護納入“十二五”規劃
楊邦杰以為，從生態安全的角度，濕地與森林應予同樣的保護待遇。
但這似乎有點難。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保護濕地的歷史還相當短暫。
1971年，在伊朗一個不知名的小鎮拉姆薩爾，來自全球36個不同國家的代表，簽署了《關于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由名字大概可以知道，建立濕地公約的直接原因是因濕地破壞和對水鳥種群的影響。后來聯合國起草發布的《世界自然保護大綱》將濕地與森林、海洋一起并列為全球三大生態系統予以保護。
然而，即使“環境保護主義”被定義為20世紀下半期最重要的社會思潮并延綿至今，但到了2005年，聯合國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A)的結論仍然是：濕地退化和喪失的速度超過了其他類型的生態系統退化和喪失的速度。
而濕地真正進入中國執政者的視野已經是1992年加入《濕地公約》以后的事情。此后的近10年時間里，國家在濕地保護上無論是投入的精力還是財力都相當有限。
直至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了《關于加強濕地保護管理的通知》，其重點在于搶救性保護濕地。這是中國中央政府第一次就濕地保護作出明確聲明，一定程度上被解讀為“濕地保護已經納入國家議事日程”。
也正是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通知》，使得相當一批面臨破壞威脅的自然濕地通過建立不同級別保護區的方式被搶救性保護了下來。至今為止，中國已建立的各級濕地自然保護區550多處；國家濕地公園試點100處、地方濕地公園 120多處；國際重要濕地37處，使1795萬公頃、約49.6%的自然濕地受到了較為有效的保護。
云南省林業廳副廳長郭輝軍說，中國的濕地保護才起步10多年，尤其是在沒有立法提供保障的情況下，取得這樣的成績已是相當不易。
還是在這個討論會上，有人提出：未來，在中央領導人的講話里，能不能把“濕地”兩個字點一下？這個對地方推動工作很重要。
對此，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管理中心主任副主任嚴承高迅速并略帶興奮地回答：十七屆五中全會里已經出現了。會上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提出要“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保護好草原和濕地”。
“從2009年到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我們一直在協調，在慢慢地推動。”嚴承高說，哪怕是只增加“濕地”兩個字，也是一個進步。
終于在200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了“啟動濕地生態效益補償試點”。這是濕地生態效益補償制度上升為國家意志的一個標志。
當前，保護者們正在努力將濕地保護的重大政策和機制問題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之中，以爭取更好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蒙特勒記錄：
濕地保護的黑名單
根據《濕地公約》，任何國家因任何原因對國際重要濕地已經或即將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必須立即報告《濕地公約》秘書處和其他締約國，并馬上采取措施排除負面影響，否則該國際重要濕地將被列入“蒙特勒記錄”。
濕地是什么
濕地，國際通常的定義是指適宜野生動植物生存、具有調節生態環境功能的常年或季節性積水地帶和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米的海域，包括沼澤、湖泊、河流、濱海等自然濕地，以及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棲息或重點野生植物原生分布的人工濕地。
濕地立法之難
在無法可依的窘境中，濕地成為一片有利可圖的“無主之地”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郭芳馬玉忠I黑龍江、云南、福建報道
“這個事情好難，真的難死了。”這是黑龍江省撓力河自然保護區長林島保護站站長張豐江接受采訪的第一句開場白。
他的傾訴有些迫不及待，作為濕地保護最基層的官員，14年來，他鮮有向外界傾訴的機會。他說，這14年來，他們太苦了，不光是體力上的，有心無力或是力不從心都是更大的煎熬。
他們正在等待一個案子的二審判決。因為濕地保護，他們被農民告上了法庭，原因是：他們保護過程中對破壞濕地農民采取的扣押車輛等行政行為違法。
在一審判決中，法院認定了他們的具體行政行為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但另一方面，法院也沒有支持農民的行為，因為農民的耕種確實破壞了保護區的濕地。
“國家層面如果再不立法，濕地消失的速度將會非常快。”這樣的訴訟已經不是第一起，張豐江說，他感覺筋疲力盡。
盡管上世紀80年代聯合國《世界自然保護大綱》已將濕地與森林、海洋一起并列為全球三大生態系統予以保護，但至今為止，中國的濕地保護仍不能像森林和海洋保護那樣有專門的法規。僅以《黑龍江省濕地保護條例》這樣的地方性保護條例，對于嚴重毀壞濕地的行為基本無能為力，“不能像森林法那樣適用刑事制裁，根本看不住”。
“到處都在填海，你看多么嚴重。為什么填呢？因為便宜啊。填海比征地來得便宜和簡單，而且又沒有法律去約束它，為什么不填呢？作為主管部門我們肯定是反對，但我們沒有法律依據去制裁他或是處罰他。”廣西壯族自治區林業廳副廳長劉中奇對不斷消失的海岸線感到無奈。
像其他主管棘手問題的官員一樣，各地方濕地保護系統的官員也會間歇性地表達憤怒：森林有森林法，土地有土地法，海洋有海洋法，而濕地沒有法，這意味著濕地可以亂破壞，把濕地毀了，把它變成開發區了，也沒事，沒人追究，因為沒有法嘛。
這是基層濕地保護的現實困境。
“形勢已經非常緊迫，如果立法再不出來，情況就會非常糟糕了。”云南省林業廳副廳長郭輝軍所說的形勢指的是：第一，濕地面積依然在大幅度地減少；第二，天然濕地轉化為人工濕地的速度很快，而這二者在生態功能上的差別相當大；第三，濕地過度利用帶來的污染已經越來越嚴重。
中國工程院院士金鑒明提供的數據聽起來也許更糟糕：中國遭到破壞的濕地遍布華夏大地，破壞程度已經波及原有濕地的40%～50%。
“我們現在的濕地保護管理工作最重要、最關鍵、最帶有根本性的，就是要出臺一部國家層面的濕地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在不同場合，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一直在呼吁。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濕地的立法也許比濕地的保護還要艱難。
禁耕難題：濕地保護陷入“不對等戰爭”
由于立法的缺失，像長林島保護站這樣被農民告上法院的案子在黑龍江省并不鮮見。
因為資金的缺乏，一些大的濕地保護區，“有的有邊界有的沒邊界，有條件的拉一網，沒條件的直接就是敞開的，與農民的耕地直接接頭。因為濕地非常肥沃，農民會瘋狂地搶地頭。因此，蠶食濕地的情況十分嚴重。”黑龍江省農墾總局林業局局長郭寶松告訴記者。
他是一位學者型官員，對濕地保護有專門研究。他管轄下的撓力河自然保護區屬于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濕地保護者與農民開始了一場“戰爭”。“他們種完了，我們毀，我們毀了，他們再去偷著種，不斷地重復拉鋸戰。”如果不這樣，濕地根本守不住，一開墾動輒百畝。
每到春耕的時候，黑龍江省農墾總局林業局濕地保護部門和撓力河自然保護區周圍的農民就會有一次“夜里游擊戰”。春耕前后的那兩三個月，濕地保護部門的工作人員“根本別想回家睡覺”。
“農民恨不得每次夜里去播種，聽著執法部門去了，就把燈一關，那都是在濕地里，你根本找不著他。后來我們就研究，出動飛機，在飛機上喊話。如果在播種的時候控制不住，等都長出來，而且長得非常不錯的時候，你再控制就更難了。等他有了收獲，第二年守法的農民也都要去種了。”
尤其是在糧價上漲的時候，沖動愈發難以遏制。“最瘋狂的時候，我們都感覺有些控制不住了。那邊拿著鎬、鍬就來了，你要阻止，就和你打，都到這種程度了。”郭寶松說。
林業部門于是頻繁地扣車、毀苗，“他們種完了，我們毀，我們毀了，他們再去偷著種，不斷地重復拉鋸戰。”郭寶松說，如果不這樣，濕地根本守不住，一開墾動輒百畝。
這種對抗在2008年達到了高潮。最多的時候，他們扣押了農民70多臺車。
但最終他們發現，這是一場不對等的對抗。
在缺乏國家上位法的情況下，他們進行濕地保護的唯一依據是《黑龍江省濕地保護條例》。然而，根據該條例，只有罰款一種處罰形式。“罰款都按平方米算，每戶違法耕種都動輒幾百、上千畝，一算都是天文數字，根本付不起。”
付不起的處罰結果也就等于沒有處罰。結果是，輕微的毀壞行為被執行了罰款，嚴重的毀壞行為則是處罰不能。
“我們想把這些案件移交給公安作為刑事案件起訴，但法律上站不住腳，只能放人。但是你扣了人家的車，又毀了人家的莊稼。于是，他們就狀告林業局。”
在濕地保護上，林業部門于是承受了超常的壓力。“一些部門領導說，你們不要太激化矛盾，農民一上訪，這地方就不穩定。而且，哪個林業局長如果天天扣車、抓人，那以后他就要受到人身威脅了。”
有的地方想了這樣一個辦法：在濕地里，組織把樹栽上，栽上樹就受森林法保護了，再去動，就可以追究刑事責任。因為《森林法》里，有關于嚴重破壞森林行為的刑事處罰規定。
“可是把濕地變成林地，按道理也是不允許的，但這也是被逼無奈。因為以目前的情況來看，作為濕地來保護，沒有法律的支持根本保護不了。”郭寶松說，又或者我們的投入真的足夠，能夠在邊界上建起圍欄，讓想侵占濕地的農民進不來，那就好一些。
但目前的條件下，“圍欄計劃”顯然無法實現。而且就算實現，也難以圍住濕地這片有利可圖的“無主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