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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二、“劉易斯拐點”臨近打開工資上升通道
“劉易斯轉折點”是工資水平的轉折還是勞動力供求的轉折?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主要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在“起飛”階段的發展形態，表現為傳統部門為現代部門提供“不變制度工資”和“無限供給”的充裕勞動力。但這種狀況將隨著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亦即出現“轉折”。根據劉易斯的觀點，現代部門擴張之初的一段時間里工資將保持不變，之后經濟發展進程將面臨第一次轉折，工資水平從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升。當前，中國正逐步走出第一階段，這預示著，資本的原始積累初步完成，勞動力的低工資時代即將結束。在這個新的階段，如何穩步提高勞動力工資水平，從而擺脫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將是經濟良性增長的關鍵一步。
2010年以來，北京、上海、廣州等15個省區市紛紛上調或計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漲幅超過18%。上海市4月起將最低工資標準從960元調整為1120元，廣東今年5月1日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提升幅度超達到21.1%。北京從今年7月起最低工資標準從原來的每月800元上調至960元，上調幅度20%。中華全國總工會稱，今年將有27個省市計劃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表 2010年以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省份與工資漲幅
|
省份 |
最高檔標準（元） |
最低檔標準（元） |
平均漲幅（%） |
|
安徽 |
720 |
500 |
27.2 |
|
湖北 |
900 |
600 |
28.9 |
|
湖南 |
850 |
600 |
27.8 |
|
福建 |
900 |
600 |
24.5 |
|
吉林 |
820 |
680 |
22.9 |
|
陜西 |
760 |
580 |
22.7 |
|
山東 |
920 |
600 |
21.2 |
|
廣東 |
1030 |
710 |
21.1 |
|
北京 |
960 |
— |
20 |
|
寧夏 |
710 |
605 |
18 |
|
上海 |
1120 |
— |
16.7 |
|
山西 |
850 |
640 |
15.5 |
|
浙江 |
1100 |
800 |
15.3 |
|
江蘇 |
960 |
670 |
13.1 |
|
天津 |
920 |
— |
12.2 |
數據來源：根據公布數據整理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工資條例》歷時近六年，幾易其稿，遲遲不能出臺，不僅在于利益的份額，也在于對工資上漲和勞動力成本的提升會否侵害中國的競爭力優勢以及造成成本推動型通脹的擔憂。工資水平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短期通脹總水平的確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其推升物價的具體影響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直接推升服務類消費價格上漲。相比CPI構成中食品和工業品兩大類商品，勞動力成本（尤其是低端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服務類消費項目影響更為直接和明顯。由于工資的黏性以及向產品價格傳導的滯后性等因素，人力成本上升對最終商品銷售價格的傳導效果可能存在較大程度的削弱，而家政等服務業轉移人力成本和提價則相對容易。服務項目在CPI中占22%左右，勞動力成本在服務價格中占比在20%左右，因此，未來勞動力成本每上升10%，將推動CPI提高0.4至0.5個百分點。
二是間接推動制造業產成品價格上漲。資本密集型及附加值較高的企業，一般具有足夠的利潤消化成本。但在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工資占企業生產成本比重較高，工資上漲必然導致企業成本的相對上升。例如，采掘業的比重在25%左右。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為了避免縮減利潤空間，將考慮通過提高產品價格來轉嫁成本。如果企業生產的是生活消費品，那將直接表現為CPI的上漲；如果企業生產的是工業投入品，其價格的上漲必然會傳遞給下游終端產品，從而引起大范圍的物價上漲。
但是，工資－通脹螺旋式上升的觸發機制是有條件的，即貨幣工資的上漲幅度超過了勞動生產率增速。一般而言，當實際工資與實際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時，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幅度會被勞動力的更高產出完全消化，因而勞動力成本和利潤占總產出比例保持不變。名義工資的增長率應相當于實際勞動生產率的增幅加上通脹率，只要勞動生產率與工資同步增長或略高于工資上漲，工資上漲就不會生成通脹或擠壓利潤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