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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三、工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間“剪刀差”縮小形成轉型的倒逼機制
事實上，要判斷一個國家的成本壓力和競爭力，重要的是比較工資的增長與生產率的增長。在一個生產率快速提高的經濟體，工資出現增長是合乎邏輯的。發展中國家落后于發達國家的主要標志在于人均產量的差異，而人均產量的差異歸根結底可以分解為如下兩個因素：一是人力資源并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二是生產力水平低下，即技術等都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根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這種差異比較，發展中國家要實行追趕必須要完成如下兩個過程：剩余勞動力的消化過程和技術的追趕過程。
從經濟轉型和效率來看。首先，“漲工資”的目的就是要變“競次”的路徑依賴為“競優”的路徑依賴。我國企業勞動力成本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向下競爭”已經在不斷惡化我國的經濟環境，對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極為不利。而“漲工資”就是通過更加公平合理的勞動者報酬收入，對那些資源浪費型、環境污染型、勞動力成本低廉型的企業形成“擠出效應”或“倒逼效應”，讓那些居于產業鏈低端、沒有技術含量、無法保障勞動者權益的企業要么垮掉、要么出走、要么提高資本有機構成或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形成企業“向上競爭”的機制。
國際經驗表明，一國在劉易斯轉折過程的初期，應該盡量避免資本深化的過早發生，應該保證豐富的非技術勞動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當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不存在，實際工資開始大幅度上升時，在經歷了資本淺化式增長之后，才出現資本深化。這正是日本的成功經驗所在。
根據日本的經驗，“劉易斯拐點”與工資水平上漲后，日本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紀70年代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速達到了10%。并且，還出現了制造業內部的結構轉型，低端制造業面臨向高端制造業的轉型。例如，1970年至2000年的20年內，日本紡織業增加值所占制造業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相反，隨著新技術的應用，高端制造業得到迅速發展，同期電氣機械業增加值所占制造業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金屬制品、通用設備、電子設備等占比持續提高。
因此，工資上漲與勞動效率之間“剪刀差”的縮小不但不會造成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反而會形成新的促動力，使中國在面臨劉易斯拐點與第一次“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的同時，由于工資水平上升、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使經濟發展的成果通過促進人力資本形成轉化經濟可持續的增長。（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