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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9月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部署，9月15日至18日將在北京召開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研究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每五年一屆中央委員會都有一次全會專議黨建：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
對本次四中全會，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教授的期望是“能高舉黨自身改革的旗幟”，他認為，執政60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自身建設，帶著特有的革命黨傳統，向執政黨的轉型過程仍任重道遠。在“帶有危機性質的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尤其是黨內民主建設，需要加速推進。
轉型仍任重道遠
《瞭望》：自黨的十二大以來，每屆都有一次全會專門以黨建為議題，此次四中全會亦如是，執政黨如此重視自身建設有何歷史傳統與現實需要？
王長江：黨的十一大以后每五年開一次黨代會，中央全會大致一年一次。全會是研究重大問題的，黨建是和經濟、社會發展等并列的重大問題之一。作為唯一的執政黨，自身搞得如何，對于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意義重大。慣例多由四中全會來研究這一問題，表明我們黨在推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始終重視自身建設問題。
《瞭望》：與當今西方發達國家大多數執政黨不一樣，中國共產黨是從搞革命起家，獲得政權并長期執政的。于是有其特殊的問題：需要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為什么直到執政53年后的2002年十六大才正式提出這一轉變？（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此前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以及實際的轉型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到目前，這一轉型的“進度”如何？
王長江：政黨政治是現代民主政治采用的最為普遍的形式，比較好地體現出民眾和公共權力的互動。許多國家的黨是在現代民主政治運作當中出現的，但中國共產黨不是這樣，是在專制制度下產生的，利用政黨組織民眾與專制制度對抗，奪取政權，是革命黨。但是一旦掌握政權，這個政黨就要回歸到連接民眾和公共權力的本位上，這就存在一個轉變。
在很多人看來，只要掌握權力，就自然成了執政黨，有什么好轉變的？其實并不盡然。革命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關于黨自身建設的思想、思路，包括黨的目標、指導思想、性質、任務等等一套東西，對于取得政權非常有用，不過它只是在革命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經驗總結，掌握權力成為執政黨后，情況就變了，方向、任務、目標、職責都不同。但是，由于過去的經驗依賴，很多人仍無意識地照搬革命黨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在改革開放后，我們逐漸領悟到這一點，十六大報告上就提出了黨的歷史方位的轉變，這是有極大意義的，表明我們已經認識到必須實現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必須有一套執政黨建設的理論來作為支撐，才能保證我們黨長期更好地執政。
但是，認識到了這個轉變并不意味著實現了這個轉變，那是兩碼事。有很多方面我們仍處于轉變過程當中，一些思想、體制、架構、手段都還停留在革命黨建設時期，要完成轉變還任重而道遠。
《瞭望》：在執政的不同階段，面臨的挑戰、風險及應對方式又有何不同？
王長江：計劃經濟時期，黨和政府無所不能、無所不包，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權力過度集中，失去人民的控制和監督，失去約束，和人民的隔閡越來越深。鄧小平同志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這篇重要歷史文獻中分析過這個問題。當時強調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實際上卻脫離群眾。計劃經濟體制必然導致這樣一個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經濟就要刺激人的積極性，只要把人對利益的追求作為社會發展的原動力，那么就會自然過渡到市場經濟。一旦搞市場經濟，我們就發現了黨面臨的新問題和危機。因為我們建立的那套東西基本適應革命和搞計劃經濟，在新時期，我們不能管得事無巨細，這就需要對權力進行調整。這種情況下，黨應該擺在什么位置就值得深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