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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危機性質的新形勢
《瞭望》：此次四中全會要研究“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新形勢”主要是指什么？該如何應對？
王長江：這是一種許多矛盾、問題格外突出的形勢，比如金融危機、群體性事件、民族問題等，都迫切需要執政黨去解決。所以在我看來，現在可以說是一種帶有危機性質的新形勢。
應對之舉是深化改革。問題的解決之道有兩種，一種是集中權力的辦法，一種是民主的辦法。長期形成的體制機制使我們遇到問題時往往傾向于采用集中權力的辦法，我認為，集中權力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民主的辦法才是治本之道。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在一些人看來意味著暴露出西方政治體制的問題，進而得出結論：我們的體制中尚未改革的那部分使我們在這次危機中處于主動地位，甚至認為我國現行政治體制就這樣挺好，挺優越，無需改革。這種政治改革的“麻木癥”值得警惕。
政治體制改革不但不應弱化，而且越來越從各個方面(而不是個別方面)和在更深的層次上(而不是表面上)證明著其迫切性。值得慶幸的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是清醒的。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講話中再次強調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不是一勞永逸，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把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準確、充分地表達出來了。
用民眾認同感鞏固執政地位
《瞭望》：除十六大提出的兩大轉變外，似乎還可歸納出其他一些次要一點的轉變，比如，一個長期擅長領導政治活動的黨來領導經濟發展，要求、方式有何不同？
王長江：過去我們黨是什么都管，把經濟也納入到政治范圍內，用下命令、搞運動的方式來管理，后來發現不行。經濟要活起來，就必須給它一定的空間自由發展，這個過程中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肯定要發生一些變化。經濟活動有其自身的規律，得讓這個規律發揮自身作用，然后利用這個規律，限制各種消極因素。
《瞭望》：一個長期擅長動員民眾的黨，現在要協調已經分化為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民眾，需要哪些改變？
王長江：政治動員是我們黨的一個長處，在特殊時期或用來解決一些特殊問題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用來執政，就是一種粗放的、缺乏效率的執政，往往意味著更大的執政風險。現實中不少做法仍帶有很深的“運動”痕跡，一些地方和部門遇到問題，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回到“運動”的思維方式上去。社會前進有其自身規則，我們只能順勢行動，而不能一次次造大聲勢。“運動式思維”應當摒棄。
一個黨如何代表不同群體的利益，這個問題已有了新的時代背景。在民眾和公共權力的互動中，有巨量的信息流，在以前，政黨就是處理信息流的主要渠道，但現在其他渠道越來越發達，比如社會組織、媒體，尤其是網絡。所以我認為，在多元發展的趨勢下，在現行體制框架下，通過改革來實現更好的信息溝通是存在空間的。
《瞭望》：還如，從“替人民當家作主”到“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面對這一變化，如何化解關于黨的執政地位的疑慮？
王長江：共產黨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工具，它的目標就是人民當家作主，這一點上不存在任何問題。之所以會產生矛盾，就在于理論上我們講人民當家作主，但以前設計的一套體制實際上卻是代替人民當家作主，在計劃經濟時代體現得尤為明顯。
人民當家作主，對領導干部的權力的確會有一定的削弱，但權力的削弱并不是黨的領導力的削弱。領導不是靠行政權，而是靠自身的吸引力，靠人民群眾自覺認同。取得政權之前的革命時期，正是這種吸引力使我們黨具有很強的領導力。而執政后最大的毛病就是離開了行政權往往就不會領導，這也是過去一切重大弊端、一切挫折的根源。
改革本身是權力的重新分配，這并不是要削弱黨的執政地位，而是要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因為它有利于拉近黨和人民的關系，有利于增強人民對黨的認同，有利于增強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