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刊》：您剛才提到科技界需要平衡“創造”與“謹慎”，請問應如何實現兩者的良性合理平衡？科技界“必須堅持的謹慎”和“不受約束的創造”又該如何區分呢？

高福：這首先要從理解“創造”與“謹慎”的內涵開始。“創造”意味著漫長而艱難的探索，常常是“從?0?到?1”的突破，過程往往不是一帆風順的，結果其實往往是難以預料的。過去我們在科技發展過程中之所以會遇到很多“卡脖子”問題，往往是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人們常常熱衷于“1＋N”的技術應用和提升，用技術集成回避關鍵技術問題的研發創造，有時候更是回避這些“卡脖子”技術問題背后的科學問題，不敢“碰硬”。現在看來，沒有“從?0?到?1”的突破是不行的，沒有關鍵技術的突破是不行的。顛覆性的創造常常是對現有規范或者秩序的一種破壞性挑戰，會讓人感到不舒服，甚至還有危險。

至于“謹慎”，我們常常說的“創新”一詞的定義是“有使用價值的創造”，這里的“有使用價值”其實說的就是“謹慎”。謹慎是必需的，因為能保證對事物的實用性，但也會令人保守甚至讓人堅決反對一切可能帶來損失和傷害的事情。例如，轉基因等遺傳學領域的一些進展被貼上“生物風險標簽”，汽車的發明在引發人類社會交通方式變革的同時加劇了空氣污染。同樣，科技界“創造”的步伐可能受到“謹慎”因素的阻力。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曾經說過，在發達國家，科技進步是刺激經濟發展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因素。而這則導致了一個問題的發生：進行下游應用研究的人往往會比最初的研究者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回報，研究經費對科學基礎研究的投入往往變得更加“謹慎”，進而導致了源頭“創造力”的不足。

在理解了“創造”與“謹慎”的內涵以后，我來回答第二個問題。科技界“必須堅持的謹慎”往往是跟倫理有關的謹慎，科學研究也可能造成巨大傷害。比如最近備受科學共同體抵制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便是對謹慎的科學倫理底線的突破，因此，科學研究接受約束是必要的。“不受約束的創造”是相對于謹慎而言的，科學創造需要減少甚至消除沒有必要的約束，才能實現最大的創造力。

這兩端都不可偏廢，我們必須巧妙地加以調節，限制或廢除那些阻礙創造力而不是那些可以減少傷害或抑制破壞的規則和規定。而要實現兩者的平衡，一方面，科研主管部門要適度運用監管的“大棒”，秉承“創造優先”的原則，讓科學家能夠自主選擇研究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最大程度地發揮創造力；另一方面，科學界與社會公眾開展對話交流，開放并公開那些觸及倫理范疇的研究工作，這樣會促進政府和社會公眾對科研可能觸犯“安全最優化”和“做好事”戒律的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