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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萬人 家庭無法承受監護
關鍵詞： 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專科醫院 患者家屬 精神病人 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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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弱勢而又危險的群體。
7月17日，在北京朝陽區青年路大悅城購物廣場，一名精神病人揮刀亂砍，導致兩名行人當場死亡。27日，又有4人在北京西城區馬連道家樂福被一名60多歲的精神病人砍倒，其中一人因搶救無效死亡。僅僅兩天之后，深圳羅湖區街頭，8名路人被精神病人砍傷倒地，其中3人死亡……
據估算，我國有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萬人，其中“約10%有肇事肇禍行為及危險”。這個群體的監護工作，該由誰承擔？
8月13日，一場主題為“做好監護工作，預防悲劇發生”的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會議室里坐著的，有十幾名精神病患者家屬，其中的大多數，已經白發蒼蒼。
在會場上流傳的一份紅底黑字的倡議書上，會議主辦方中國精神殘疾人及親友協會家屬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精協家工委”)表示，“希望監護人做好監護工作，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做出貢獻”。但許多參會家屬表示，對于這樣的倡議不能認同。
“做好監護工作，對家屬來說壓力太大，反正我個人做不到。”當趙吉在會議上發言時，第一句話就開門見山。雖然本應在10分鐘內結束發言，趙吉卻一口氣說了一個小時。即便這樣，還是有人不斷鼓掌鼓勵他：“說下去，我們愛聽！”
“你們怎么能讓患者回家呢？我們有困難啊，回到家我們管不了他……”
在北京工作了一輩子的趙吉，現在住在燕郊，一個已屬河北省廊坊市管轄的地區。因為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女兒，他已經搬了12次家。
提起女兒趙媛的病，如今的趙吉并沒有情緒激動，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就是老懷疑有人害她，在對她發功”。甚至鄰居家稍微重一點的關門聲，都能讓趙媛驚恐不已。
在女兒的要求下，趙吉一家從位于北京西邊的海淀區，一路往東，一直搬到現在這個距離繁華的北京國貿大約一小時車程的地方。
不止是家庭住址，趙吉和老伴生活的全部，實際上都在隨著女兒的病情飄搖不定。
雖然已經40多歲了，趙媛依然會像小女孩兒一樣要求父母買漂亮的鞋子、衣服甚至書包。盡管家里早已堆滿無用的衣物，但對女兒的要求，趙吉總是盡量滿足，因為一旦受到刺激，本已得到控制的病情很可能出現反復。
發病的時候，平時會給父親按摩，晚上要摟著母親睡覺的女兒，就會“像變態的壞人似的”折磨自己的父母，“有時候甚至動刀子”。趙吉依然記得，10多年前的一天，趙媛突然發病，在家里讓母親跪在地上扇自己嘴巴。無奈之下，趙吉只好向110求助。
對于許多精神病患者家庭來說，趙吉夫婦的經歷并不特殊。中國精協家工委副主任賈志民告訴記者，他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妻子曾在一次病情發作時，端起一盆開水向他頭上潑去，幸虧他趕緊用被子捂住頭，才沒有造成嚴重傷害。
10多年前，面對突然發作的女兒，趙吉選擇把她送進精神病醫院。但是僅住了一個星期后，由于受不了醫院的環境，趙媛在父母探視時跪在地上哀求把她接回去，不忍心看女兒受苦的趙吉隨即把她接回了家。
而實際上，在精神病院，更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患者家屬拒絕接已經康復的患者出院，因為他們“太危險、太折磨人”。
今年5月，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副院長李文秀對記者說，在該院300名住院患者中，有150名已符合出院條件，但幾乎所有患者家屬都反對患者出院。甚至有家屬當場質問院方：“你們怎么能讓患者回家呢？我們有困難啊，回到家我們管不了他……”
根據北京市朝陽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9年完成的一項調查數據，北京市的精神專科醫院平均住院日為177天。僅朝陽區第三醫院的416名在院患者中，平均住院時間超過兩年，最長者住院時間超過17年。但這依然不是最高記錄，“在歷史更長的老醫院，最長住院者在院時間達30年以上。”一項完成于2011年的調查如此記錄。
類似的情況不止存在于北京。“我在這里干了20多年，很多病人住院時間比我工齡還長。”南京市青龍山醫院院長龐志春曾這樣告訴記者。
有村民攔在送病人回家的救護車前，稱要是不把病人帶走，“就從我們身上軋過去”
實際上，對于精神疾病患者來說，醫院治療只是康復的第一步。除了急性期需要住院以外，更長時間的恢復治療則需要在院外的康復機構及社區進行。
然而，相關機構的缺失，成為阻斷他們回家路的一條深溝。
在許多較為偏遠地區，一些精神病患者家屬迫于無奈，甚至用鐵鏈把病人鎖起來。根據河北省一項流行病學調查，在當地被關在籠中或被鐵鏈鎖住的精神病人，約有10萬人。而曾經在北京做過調研的賈志民，也在北部的延慶縣，見過被鎖起來的精神病人，“臉上黢黑一片”。
為解救被鎖精神病人，河南、河北等地都曾開展過“解鎖工程”，對家庭貧困的患者進行免費治療。但多例由“解鎖工程”救治康復的病人，在被送回家的過程中，“遭到村里的抵制”。甚至有村民攔在送病人的救護車前，稱要是不把病人帶走，“就從我們身上軋過去”。雖然，這位病人最終由派出所出面送回了家，但是，“在全村的關注中”，他又被關進鐵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