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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5)城鄉差距的波動和縮小現象是普遍存在的
在工業化過程中,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形成城鄉二元結構。一般而言,城鄉差距是客觀存在的。目前,發達國家城鄉的經濟差距已經很小,而農村擁有更好的自然環境,城市居民向郊區和農村遷移,農村居民的多數是非農民;發展中國國家城鄉經濟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農村基礎設施也比較落后,農村人口繼續大量涌向城市,城市現代化水平明顯高于農村。
發達國家如美國,城市和農村的差距有一個演變過程。在工業化開始的時候,城鄉經濟差距擴大;在工業化結束時,城鄉經濟差距縮小;信息化啟動后,城鄉經濟差距出現波動;城鄉的自然環境的差別始終存在。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美國城市勞動生產率和工資高于農村,但是,農村的健康狀況比城市好。當時城市衛生條件比較差,人口密度很高,1830~1890年期間美國城市人口的預期壽命縮短了,1900年城市人口預期壽命比農村平均少10歲,城市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都高于農村;在20世紀之交,美國城市和農村的健康差距開始縮小;直到1940年左右,美國城市健康狀況才趕上農村(Kim,Margo 2003)。20世紀中期,美國完成工業化,城市和農村的經濟差距縮小。由于交通和環境等問題,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經濟效率受到影響,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向郊區和農村遷移,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同時,美國農村人口減少,農業提高了效率,政府的農業補貼政策部分補償了農業的自然風險和損失;城市和農村的人均收入差距縮小。1975年美國太平洋沿岸地區,都市與非都市(城市與農村)人均收入之比為1.1比1。在20世紀后期,隨著知識化和信息化的發展,雖然地理距離的重要性下降,但城市和農村獲取和應用新知識和信息的能力有一定差距,知識和技術擴散需要時間,城市和農村的經濟差距出現波動。
發展中國家城市和農村差距的變化,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完全一樣。在工業化早期和中期,城市和農村的經濟差距比較大。目前,發展中國家城鄉差距比較明顯。在工業化后期,預計城市和農村的經濟差距將縮小。在知識化和信息化的初期,城鄉差別可能會擴大,城鄉的“數字鴻溝”幾乎不可避免。隨著第二次現代化的推進,這種差距可能會縮小。
(6)收入差距的擴大和縮小現象普遍存在,收入分配需要政府調控
毫無疑問,現代化應該給全社會增加福利,而不是只增加少數人的福利。但是,在現代化過程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長期存在的。如果沒有政府的政策調節,收入分配不平等將遵循“馬太效應”,富者更富,窮者更窮。不同國家和地區政策調控的力度不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變化也有差異。
1955年,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形模型,認為在工業化過程中,早期收入不平等擴大,中期是短暫的穩定,后期收入不平等縮小(Kuznets 1955)。雖然目前仍然有人對此有不同看法,但是,工業化過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形模型,已經獲得了大量事實的支持(陳宗勝 1994)。
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發展趨勢發生了巨大轉變:70年代美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縮小的趨勢停止,收入分配不平等擴大(USCB 2002);70年代中期以來英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擴大(ONS 2003);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比利時、瑞典、荷蘭、芬蘭、意大利和德國收入分配不平等擴大(F?rster,Pearson 2002)。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署的經濟學家(Piketty,Saez 2001)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擴大,并不構成對庫茲涅茨“倒U”形模型的挑戰,而是出現了新情況,是由新的工業革命和創新引起的,這種不平等擴大到某個點后,也會開始縮小。
如果美國經濟學家的上述觀點成立,那么,需要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形模型進行擴展。應該把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新特點加進來。
事實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形模型是一個形象化比喻,美國工業化過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發展軌跡,并不是一條平滑曲線,而是一個具有“倒U”形特點的波浪形曲線。如果加上70年代以來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擴大、未來的縮小,可以設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變化曲線是一條周期性衰減的波動曲線,知識化過程的波幅將小于工業化過程。
(7)人口和經濟活動分布的演變過程可以分為集中與分散兩個階段
地區現代化過程中,美國人口和生產要素的空間分布經歷了集中和分散兩個階段。在工業化過程中,地區人口、生產要素、工業和經濟活動向城市集中,這種人口和經濟活動的城市積聚提高了經濟效率。在工業化后期,或者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美國人口的郊區化非常明顯,1960年中心城市和郊區人口比例就基本持平,城市人口密度快速下降,人口空間分布進入相對分散階段。美國學者認為,城市居民收入提高和交通工具的發展是城市人口分散化的重要原因。毫無疑問,信息化進程將推動城市人口的分散化。2000年美國50%的人口生活在郊區,30%的人口生活在中心城市(Hobbs,Stoops 2002)。
如果說美國人口和經濟活動的集中化是基本同步進行的,那么,美國城市人口和經濟活動的分散化則是分步進行的。第一次浪潮是城市人口的郊區化,第二次是城市經濟活動的郊區化(Glaeser,Kahn 2001)。在19世紀末,美國城市人口就開始向郊區遷移,到1960年,63%的工作崗位集中在中心城市,51%的都市居民住在郊區。人們在郊區居住,在中心城市工作。隨著城市人口的外遷,工作崗位也向郊區遷移。20世紀末,美國150個都市,平均18%的人口和26%的工作集中在城市中心區(3英里內環內),65%的人口和57%的工作分散在距離城市商業中心區5英里以外的地區。美國學者還發現,商業服務如銀行業相對比較集中,制造業相對比較分散,知識信息密集的產業相對比較集中(Glaeser,Kahn 2001)。
(8)發達國家地區現代化過程具有兩個大階段和多種發展模式
同國家現代化一樣,地區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作為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它必然存在一些發展階段。發展階段的劃分,既是人為的,也是客觀的。因為劃分標準是人根據客觀事實制定的。在地區現代化的不同階段,地區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戰略是不同的,不同地區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也有差異。例如,美國地區現代化的發展階段,可以分為第一次和第二次現代化兩大階段。兩個階段的發展模式存在本質的差別。
一般而言,國家和一級地區現代化階段的劃分,可以根據其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發展水平進行,參考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二級地區現代化階段劃分,由于二級地區產業結構與現代化水平的相關性下降,目前還沒有找到比較合理的劃分方法,可以參考的劃分方法是,根據就業結構和生產力水平進行劃分。
(9)地區發展水平相對位置的轉移概率具有一定的共性
在地區現代化過程中,地區差距始終存在,地區差距的擴大和縮小現象始終存在。先進地區,部分保持了領先地位,部分退步了;中間水平的地區,或上或下;后進地區,部分趕上先進地區,部分仍然是后進地區。那么,地區相對水平位置的轉移概率有無規律?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一般而言,地區相對位置保持原位的概率大約為70%左右,地區相對位置上升或下降的概率大約為30%左右。歐洲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證明這個觀點(Cuadrado-Roura 2001;Basile et al. 2001;Neumayer 2002)。歐盟109個地區,1977年人均GDP最低的地區,1994年仍然保持最低水平的約占70%,地位上升的約占3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地區,1994年仍然保持最高水平的約占48%,地位下降的約占52%。歐盟117個地區,1988年人均收入最低的地區,1998年仍然保持最低水平的約占94%;1988年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區,1998年仍然保持最高水平的約占76%。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國家相對水平的轉移概率也存在這種共性。
如果先進地區不努力,有可能會退步;如果落后地區努力,有可能會進步。落后地區擁有趕上先進水平的可能性,但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要付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