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自美國社會保障法頒布以來，70年的實踐已經證明：美國的社會養老保險模式是一種比較成功的、適當而穩妥的模式。與“極左”的福利國家模式相比，美國模式更加輕松而有效率；與“極右”的完全積累模式相比，美國模式則更加穩健而安全。
中國和美國同為世界上兩個重要大國，兩國國土面積大體相當。美國是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則是欠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國家。在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上，兩國均為傳統社會保險型模式，兩國均認同“部分”基金制的改革取向。然而，美國的市場經濟十分發達而成熟，而我國的市場經濟則尚處在起步階段，因此，通過中美兩國社會養老保險體制的比較，分析兩國在社會養老保險體制框架、覆蓋范圍、籌資模式、退休年齡、給付標準、收入檢測、稅收待遇、養老中的家庭福利、社保基金投資與管理、財務預算模式等方面的存在的共性與個性，這將對我國正在進行中的養老保險體制改革設計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和參考意義。
一、養老保障體系基本框架
美國人的養老保障體系被形象地比喻為“三條腿的板凳”。第一條腿是政府責任下的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它是美國人養老保障的“精神支柱”；第二條腿是雇主責任下的雇主年金（private pension）及雇員團體保險，這是美國人養老保險的“載重主體”；第三條腿則是家庭責任下的個人退休儲蓄（如IRA等）與個人人壽保險，它是美國人養老的自我保障部分。這一多元化的、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極大地分散了國家（政府）承載養老社會負擔的風險。
相比之下，我國現行的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基本上是由政府責任下的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來支撐的，而來自用人單位和家庭個人的承載能力則仍勢單力薄。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我國企業的市場經濟“年齡”偏小，整體盈利能力（尤其是國際競爭力）較弱，進而為企業員工提供福利的能力不強；其二，我國企業年金制度的構建較為遲緩，目前只有少數企業為其雇員建立了企業年金計劃；其三，我國人均GDP水平僅2000美元（而美國人均 GDP超過4萬美元），家庭用于退休目的的儲蓄或個人購買商業人壽保險的能力也很弱，這直接導致國民自我保障水平低下。因此，我國公民（主要是城鎮居民）基本上只能單一地依賴國家的社會養老保險。從體制結構來看，顯然有必要盡快地分散我國政府社會養老保險壓力過于集中的風險。
二、社會養老保險覆蓋范圍
美國的養老保險計劃是一個捆綁式的復合養老計劃，名叫OASDI（即老年、遺屬、殘疾保險）。它不僅包括了養老保險，而且還包括了基于養老保險的遺屬保險和殘疾保險。或者說，美國人的社會養老保險既包含了投保人自身的養老保險，又包含了投保人的配偶（甚至離異者）、未成年子女（含成年殘疾子女）、父母（由投保人贍養的）、遺屬（投保人死亡后留下的家屬）等人群的連帶養老保險。（具體內容見下述第八部分）
此外，OASDI還是一個強制性的社會保險計劃，它的統籌層次高，并直接由聯邦政府在全美范圍內統籌。凡能獲取工資收入者，均必須參加OASDI計劃，并依法繳納工薪稅。具體而言，OASDI覆蓋人群包括私人企業雇員，聯邦公務員，非營利性宗教、慈善和教育組織的雇員，州和地方政府的雇員，自雇者（即自由職業者或稱個體戶），農場主，農場工人，家庭工人，收取小費的雇員，牧師，現役軍人，鐵路工人，國外就業者等。
在我國，社會養老保險計劃也是一個強制性計劃，但它的覆蓋范圍要比美國OASDI小得多。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最初只覆蓋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及其職工。1999年，我國把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擴大到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和其他城鎮企業及其職工。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可以規定將城鎮個體工商戶納入基本養老保險。2002年，我國把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擴大到城鎮靈活就業人員。這一計劃目前主要在城鎮各類企業推行，尚不能覆蓋其他人群及廣大農村地區的農民。
顯而易見，在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上，中美兩國均采用了“選擇性原則”而非“普遍性原則”，并且兩國均以“工薪者”作為優先覆蓋的選擇對象。這一共性也將構成兩國養老保險模式彼此借鑒的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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