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有助于結構性問題的解決
財政政策是影響和制約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環節，它的主要責任是直接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并對集中起來的國民收入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再分配，調節各經濟主體間的利益差別，保持適當合理的分配差距，以防止過度的收入懸殊，并從收入和支出兩部分影響社會總需求的形成。財政政策可以由政府通過直接控制和調節來實現，如要控制總需求，可通過提高稅率，增加財政收入，壓縮財政支出，特別是基本建設支出等措施，可立見成效；而要刺激需求，則可通過減稅，擴大國債發行規模，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等手段較快實現政策目標。與貨幣政策不同，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會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供需總量平衡。它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表現為對經濟結構的調節，財政政策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支出規模，達到增加或抑制社會總需求的目的，但這種調節從根本上說也是以調節社會經濟結構為前提的。
從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情況看，一方面總量供求矛盾突出，另一方面，部分薄弱部門投資缺位狀況依然十分嚴重，農業、高科技產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相對薄弱的部門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成為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也就是說，在總量矛盾的大背景下，結構性問題更為突出，而財政政策正是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有效手段，從這個角度講，讓財政政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符合我國當前現實的，而且，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的大幅增長也為財政政策實施創造了條件。
另一方面，針對近年來突出的宏觀經濟矛盾——投資過熱和順差過大，財政政策也可發揮更大的作用。不可否認，投資過熱和順差過大是中國實體經濟回報率較高所致。而細究高回報率，來自銀行的資金成本較低只是眾多原因之一。更多的因素在于在中國投資的企業，他們的土地成本、環保成本、勞動力成本、資源成本都比較低。這種情況下，單靠提高利率等貨幣政策調整，顯然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要從根本上抑制投資過快和國際收支順差過快增長勢頭，必須在進一步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的同時，著眼于稅收等財政政策和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加強執法力度等行政法律手段，以此來提高投資成本，進而促進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從目前經濟發展情況來看，經濟調整總體策略應是組合調整，而非單純依靠貨幣政策抑或是財政政策，宏觀調控部門多策并舉才是最優選擇。而在目前結構化調整時代，財政政策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將成為未來可能促進經濟轉型的重要推動力。
2007年以來，在貨幣政策頻繁推出的同時，為減少貿易順差，緩解流動性過剩的壓力，我國多次調整進出口稅收政策。如4月15日，取消或降低了部分鋼材產品的出口退稅率；6月1日，對142項“兩高一資”產品調高或開征出口關稅；7月1日，再次調整2831項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針對逐漸升溫、投機氣氛濃厚的證券市場，財政部5月30日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由1％。調整為3％。，并將利息稅自8月15日起由20%調減為5%，影響了證券市場資金的流向。為了緩解流動性偏多、提高外匯經營收益，確保宏觀經濟穩定運行，6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由財政部發行15500億元特別國債購買外匯的議案。為了達到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2006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取消了對有色金屬礦產資源稅減征30%的優惠政策，恢復全額征收，并且調整了對鐵礦石資源稅的減征政策，暫按規定稅額標準的60%征收，調高了巖金礦資源稅稅額標準，統一了全國釩礦石資源稅的適用稅額標準。2007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又調高了焦煤資源稅稅額，并對鹽資源稅稅收政策進行了調整。這些財政政策的實施，對我國結構性問題的解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和諧社會目標下的公共財政框架已然明確
上世紀90年代，我國已經提出建立公共財政框架的構想，應該說，公共財政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基本方向早已明確。而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提出，更是為公共財政框架描繪出了藍圖與路徑，為當前公共財政作用如何進一步發揮指明了方向和著力點。
與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生產建設財政相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財政著眼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重點用于解決由于“市場失靈”而出現的資源配置失效、收入分配不公、經濟波動等問題，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宏觀調控作用。無疑，公共財政作為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主體、政府實現職能的經濟基礎以及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將發揮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
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體制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公共財政框架的構建已取得初步成效。迄今，不論是正在實施的部門預算改革，還是通過試點得以推廣的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和政府采購制度，以及各地根據自身特點進行的財政管理模式創新，都為中國公共財政框架構筑了基礎性的制度平臺。與之相對應，財政支出結構也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開始由吃飯型財政、建設型財政向公共型財政轉型。
公共財政的一個非常明確的導向就是雪中送炭，即更多關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滿足社會公共需要。這里社會方方面面非常關注的有：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社會保障問題、農村問題等。
財政部數據顯示，近年來財政部門確實在這些方面增大了投入。2003至2006年，大幅度增加了對“三農”的資金投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僅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資金投入分別為2144億元、2626億元、2975億元和3397億元，累計達到11142億元，年均增長15.6%。2003至2006年，全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累計達到13833億元，年均增長18%；教育支出累計達到16224億元，年均增長16.4%；醫療衛生支出累計達到3990億元，年均增長20.1%；文體廣播事業費支出累計達到2622億元，年均增長18.3%。
2007年以來，財政支出結構進一步優化，“三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教育等重點支出均得到較好保障。前十個月財政支出總體增長較平穩，各項重點支出有比較好的保障，結構有所優化。其中教育、科學技術、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事業支出投入大量增加。教育投入支出4947.55億元，同比增長32.3%；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3563.97億元，同比增長34.5%；科學技術投入1009.7億元，同比增長30.5%；醫療衛生投入1243.08億元，同比增長41.3%。
這些增長數字反映了我國財政支出重點向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領域傾斜，向社會發展薄弱環節傾斜，向困難地區、困難群眾傾斜，著力解決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著力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也將是把握未來財政政策總體方向的一個基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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