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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女兒推動尊嚴死亡面臨孝道等觀念阻力

2012年11月21日15:10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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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就像一面鏡子

中國抗癌協會副秘書長、北京軍區總醫院原腫瘤科主任、從醫40年的劉端祺經手了至少2000例死亡。

他認為羅點點她們做的事兒,太重要了。這個每天把人從深井里往外拉、跟腫瘤作了幾十年斗爭的年過六旬的大夫說,從大三學內科起,他就知道了醫學有很多“黑箱”沒有打開,此前學外科時,他還一直信心滿滿。

正如他的同行、武警總醫院腫瘤生物治療科主任紀小龍說:醫生永遠是無奈的,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是給醫學和醫生發揮作用的。

可數據顯示,人一生75%的醫療費用花在最后的治療上。

在那些癌癥病人最后的時刻,劉端祺聽到了各種抱怨。有病人對他說:“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現在我才琢磨過味,原來這說明書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為治病賣了房,現在我還是住原來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給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還有病人說:“就像電視連續劇,醫生導演完每一集,都告訴我們,不要走開,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們才知道,盡管主角很想活,但還是死了。”

有時候,劉端祺會直接對一些癌癥晚期的病人說:“買張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結果病人家屬投訴他。沒多久,病人賣了房來住院了。又沒多久,這張病床就換上了新床單,人離世了。

在這2000多例死亡中,“花掉370萬的人”是很獨特的一個。這位房地產老板對劉端祺說,我最大的優勢是有錢,我花100萬讓我老婆活10年沒問題吧?劉端祺說,一年都有問題,一個億都活不成。

最后370萬流水樣花完了,患乳腺癌的妻子也走了。

這讓劉端祺想起哈爾濱“550萬天價醫藥費”。家屬認為,我不惜一切代價,用最好的藥、最先進的設備,人就不會走。而醫院也很樂意被市場這只無形的大手拽著。可事實上,錢能買到高檔病房,卻買不到“不痛苦”,買不到命。

事后大家反思,在哈爾濱這間病房,只能看到各種醫學技術的“表演”,而作為對人類同胞基本的關懷,“空氣太稀薄了”。

劉端祺感慨:唯科學主義的醫學把人看成了某種疾病或某個發生故障的臟器的載體,或者是某種能找到“顯著差異”的統計學數字,這使得傳統醫學對鮮活生命的呵護異化成了“醫生對疾病”、“醫生對臟器”、“醫生對數字”的“無人醫學”。

在他看來,如今的醫學現狀,正如愛因斯坦早就擔心的“手段日臻完善,目標日趨紊亂”的所謂“科學的進步”。越來越多的醫生發現,現實生活中,無論多么高齡死亡都是“因病搶救無效”,這不是一句訃聞中的套話,而是一種社會意識。再也沒有壽終正寢,唯有高技術抗爭。

協和醫院的大夫給羅點點團隊的志愿者講:我們搶救過一個老太太,她的孫子對我們說,你們一定要像打一場戰役一樣救我奶奶,而且這場戰役只能勝利,不能失敗。你知道他奶奶多大歲數了?105歲!

對那種“生命不息,化療不止”的觀點,劉端祺一直持反對態度,可這種態度常常得不到許多同行的理解。

劉端祺說,整個醫院,他最不愿意去的就是ICU病房,盡管那里展示著最先進的設備。在那里,他分不清“那是人,還是實驗動物”。

事實上,汶川大地震后,一些在ICU病房接受過治療的災區孩子,幾年后,仍然會畫出對這里的恐懼:一個沒有一絲笑容的男孩,耷拉著頭,牽著狗,穿行在長長的沒有盡頭的黑漆漆的隧道里;自己被很多鐵鏈捆著,扔在冰冷的水里;一個穿著晚禮服的女孩,露出她殘缺的雙腿,整個畫面的調子是灰色的……

在2000多例的死亡中,劉端祺最難忘的是一個老太太的死。這個肺癌晚期的老太太,做了3個周期的化療,被藥物的副作用折磨得不成樣子。她徹底弄明白自己的病情后,和醫生商量,放棄化療。

她住院時唯一的“特殊要求”是,希望有一個單間,這個空間由她自己安排。

她將這間單人病房布置得非常溫馨,墻上掛滿了家人的照片,還請人把自己最喜歡的一張沙發和幾件小家具從家中移到病房。圣誕節、春節,她還親手制作充滿童趣的小禮物,送給來看望她的同事。

最后老人一直在鎮靜狀態中度過,偶爾會醒來。醒來的時候,她總會費力地向每一個查房的醫生、護士微笑,有力氣的時候,還努力擺擺手、點點頭——所有這一切,都保持了她那獨有的優雅。直到最后,她再也沒有醒來。

總在與死神拔河比賽的劉端祺說:每一次死亡都是很個體的,死亡就像一面鏡子。

可在無數次會議中,劉端祺都發現在“技術至上”的同行中間,自己是少數派。有時候坐在他身旁的“技術狂人”,明知他是誰,也不搭理他。

不久前,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的毒理專家、醫學博士陳作兵,沒有選擇放療化療,而是讓父親安享最后的人生。劉端祺曾和圈內人為此事在飯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甚至到了快翻臉的地步。

死亡有一萬扇門,你在哪扇門前謝幕?

羅點點也是。在一家電視臺的演播廳,她成了舉雙手贊成陳作兵大夫的人,而另一派,進行了激烈的反駁。雙方爭得面紅耳赤,主持人不得不數次出來“滅火”。

事實上,這樣的爭論發生在全國的好幾家電視臺、報紙上。連“總關注國家大事”的白巖松都花了20多分鐘,專門談這件事兒。

很多人發現,原來每個人都可能是“陳作兵或者陳作兵的父親”,這可能是“每個家庭都會遇到的問題”。正如白巖松在節目開場白的發問:“死亡有一萬扇門,你在哪扇門前謝幕?”

父親走后,陳作兵的手機快被打爆了,其中不乏謾罵、質疑,但他堅持,如果還有一次機會,他還會這么做。

因為父親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在醫院做不了的很多事——和親友告別,回到自己出生、長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種地的鄉親聊天。他度過了最后一個春節,吃了最后一次團圓飯,7菜1湯。他給孩子們包的紅包從50元變成了200元,還拍了一張又一張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他還種了梅干菜和南瓜。他說:“我怕是等不到收獲的時候了,但是拉拉(他的孫女)還可以吃到。”

這個有公費醫療卻放棄治療、最終也沒吃到梅干菜和南瓜的老人平靜地走了。正如老人生前說的:“你看這水,一點一滴流到小溪里面,流到金沙河里面,再到富春江、錢塘江,最后匯進東海,無聲無息的,人的一生,也是這樣啊!”

這種詩一樣的語言,也常常出現在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的課堂上。他念因癌癥離世的美國人崔雅的詩歌,講海德格爾的哲學“人是向死的存在”,他還把死亡說成是“生命的秋千蕩完了”。他把自己的課叫“死亡課”、“優逝課”。只是,這樣的課常有學生逃掉,但幾乎沒有人逃醫學技術的“主課”。

王一方也講溫暖的繪本。他甚至很希望,有一天,和一個癌癥患者依偎在一起,讀《獾的禮物》。

那實在是個小孩子都能讀懂的故事:冬日的晚上,一只獾很老很老了,他吃完晚飯,靠近壁爐,坐在安樂椅上搖啊搖,一個美麗的夢境把他引入一條長長的隧道,他跑呀跑呀,丟掉了拐杖,到了另一個金燦燦的世界。第二天,狐貍宣布“獾死了”。冬去春來,村子里的動物們談論得最多的是老獾。土撥鼠說,是獾教會我剪紙;青蛙說,是獾教會我滑冰;狐貍說,是獾教會我打領帶;兔媽媽說,是獾把烤姜餅的秘密告訴了我……原來,獾留了這么多禮物給大家。

可王一方一直沒有等到與臨終病人“分享獾的禮物”的溫馨時刻。他的演講頂多是在一群病人家屬中進行而已,盡管很多家屬聽得熱淚滿面,但這樣的“死亡課”一直沒有進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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